本文在现代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下,分析了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以及影响金融发展的因素。首先,论文根据金融发展研究领域常用的指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发展作了概述性描述(第一章)。近30年来,我国金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中介体系和以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市场体系。我国金融发展具有如下一些特点:较高的货币化程度,整个金融系统以金融中介为主、金融市场为辅,较低的金融运行效率,一定的金融价格管制等。其次,本文对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二章对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另一方面,应用多变量VAR(向量自回归)方法,讨论了1978～2006年间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较为稳定的关系,金融发展总体上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而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是在金融结构方面,从银行存款负债规模比率的角度看,银行中介体系发展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但是从信贷规模比率看,银行中介体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以证券市场为主的金融市场体系在此期间对经济增长不存在积极影响,这说明我国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还有待提高。另外,金融中介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金融市场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2.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在第三章里,理论分析方面,从一个规范的模型出发,论述了多元化、分散化、竞争性的银行金融中介体系有利于促进市场化转型中的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得以硬化。而更具分散化特质的金融市场体系则通过来自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干预、市场约束、信息监控和监管制度等约束力量对企业的投资和再融资进行制约,从而达到预算软约束硬化、资源配置优化的目的。实证分析方面,重点考察了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体系发展,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影响。随着竞争性的金融中介体系的发展,银行贷款的规模、结构和流向等都发生了变化,总体上是向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发展。对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言,在来自财政补贴渠道日益萎缩的情况下,金融体系成为国有企业潜在软预算的主要途径。然而,随着竞争性的银行中介体系的发展,尽管贷款总余额规模依然逐年增大,而作为预算软约束的重要考察指标——不良贷款率总体上是下降的。金融中介体系多元化、分散化、竞争性的发展有利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硬化。3.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第四章在理论论述的基础上,利用1994～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培育之间的关系。一是利用变系数模型考察各地每百人中个体和私营企业家数(企业家精神的指标)与当地人均贷款规模(金融中介体系发展的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各地区二者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显著不同,但是一般存在正相关关系。二是在分别增加了线性和非线性的经济增长变量后,利用变截距模型进一步考察了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且在样本考察期间,企业家数量相对于经济增长呈现U字型的发展,这与相关文献中的假设相符。三是由变截距模型得到的各地区每百人中个体和私营企业家数对均值的偏离状况,说明在金融发展程度高和经济发达地区,对于企业家精神培育至关重要的个体和私营经济更为活跃。4.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第五章在总结近期有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按不同范围层次考察了1978～2005年间我国收入不平等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全国范围的收入不平等与各金融发展指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各金融发展指标之间都存在较为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因果关系是单向的,金融发展是引起收入不平等的Granger原因;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另外,该章还考察了乡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各金融发展指标中间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除证券市场发展指标之外,其他金融发展指标与不同范围内群体的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字型”的非线性关系。第三,在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方面,本文分别讨论金融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外部环境因素对金融发展的作用。第六章涉及金融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的讨论。该章通过资本积累、融资选择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阐述了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具有内生性,并且分析了我国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发展特别是股票市场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方面,则主要分析了法律渊源和法律制度、利益集团、信任等与金融发展的关系。第七章综述了法和金融研究领域的一般性结论,即,不同的法律渊源对于投资者的保护不同,由此导致潜在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公司治理效率,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此外,该章还从历史的角度回顾我国法律制度的渊源,论述了我国法律制度与金融发展现状之间的关系。第八章论及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该理论分别分析了金融业和非金融产业既得利益集团对于金融发展的反应。两个既得利益集团从其自身的总体利益角度以及行动的便利性方面考虑,更倾向于阻碍金融发展。而各国金融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利益集团的阻碍力也受制于政治变革、新的投资机会、新技术变革,以及市场开放等因素。另外,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该章对我国利益集团影响金融发展所作的政策思考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继续推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通过全面的竞争来制约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第九章在简要辨析信任与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对信任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综述。此外,该章还考察了我国不同地区信任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信任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人们投资有价证券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也与当地信任水平相关。保险与信任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信任对于保险业发展的重要性;而储蓄与信任的关系也符合相关的理论预测。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地区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差异,以及人们的支付习惯等原因,我国各地的信任水平分别和居民获得的贷款、期末手持现金的情况之间的关系与理论预测不相符。尽管如此,对社会信任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法规在对金融发展进行解释时的一些不足,有助于开阔金融发展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