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监察体制改革既是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也是法律制度上的改革。监察权本质上是监督权,其与检察权以及审判权具有不同的属性和运行逻辑。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调查的结果,事实上要接受检察权以及审判权的审查,因此监察机制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问题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监察机制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核心在于监察与公诉的衔接。监察权是政治性权力与法律性权力的结合,监察委员会是党纪和国法的双重执行机关。监察体制的改革,尤其是通过具有很强政治属性的监察机关进行职务犯罪的调查,并不利于整个刑事司法体制朝向更加彻底的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转型,会强化现行的“分工负责”的刑事司法结构。我国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推进监察立法,实践中出现了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做法。监察调查与现行刑事诉讼程序衔接,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制度完善。应该在审判中心主义以及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之下,从监察权的外部制约的角度,重塑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之间的衔接方式。应该保障被调查对象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保障被调查对象的控告和申诉权,保证被调查对象在监察机关违法时能够及时提出救济;监察机关采取留置调查措施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应当接受司法机关的监督;对监察机关调查终结并移送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法院必须坚持审判中心主义,避免以讯问笔录、书面证人证言替代庭审;监察调查获得的证据也要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检察机关应该按照审判前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进行审查,法院也有权排除非法的监察调查证据。监察调查应该纳入法治和正当程序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