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语言学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中国训诂学与西方释义学均是源于对古典文献的释读,但两者在不同的中西方地域文化差异中相行渐远,两者的学术命运大相径庭。在历史发展中,西方释义学更善于更新，从“文本”中跳脱出来形成了新释义传统；而中国训诂学却面临着既要返本、又要开新的挑战。一个是在通经致用、研究经学的基础上形成并日趋完善的，一个是在圣经注释学上逐渐发展壮大的：由于中西历史文化的差异及所处学术背景的不同,两者研究侧重点和方法论都不一样，导致中国的训诂学与西方的释义学是必然会出现分歧。在中国文化史上，训诂学因通经致用曾经一度兴盛，而训诂材料中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诠释文献中的古代字词意义。提及诠释和训释，结合《说文解字》训释的体例，许慎一般是先解释字义,再阐释字的构字理据。《说文·羊部》有三十多个,从字源学上考察,如果没有一定的训诂素养，我们就无从考证传统的饮食风尚、审美情趣、宗教信仰、道德标准、礼仪法则与“羊”有着关系密切。西方释义学源于圣经经文的注释，游牧民族把圣经写在羊皮卷上，在长期观察羊的特性时，犹太人感悟到了一套独特的生存哲学。他们把“羊”视作为耶稣·基督的象征。在语言和文化领域,羊的介入又丰富了英语语言的表现力。本文从中西方的“羊”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语言学方面的阐释，哲学思潮突破了语言的界线和鸿沟，释义学的中国化研究成为重要课题。所以我们既要革故鼎新去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又要薪火相承去发扬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