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应当如何与统治者相处，或者说文化该如何与权力相处是一个有文明以来就争论不休的话题。在文化的要求与权力的要求发生冲突时，有的知识分子选择与权力和解，有的知识分子选择坚持纯正的文化立场。君权作为封建时代最根本和最高的权力，知识分子处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处理与君权的关系。那么，君权是怎样或者君权应当是怎样就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作为经学大师的董仲舒对此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答。董仲舒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春秋公羊学大师，他的理论连接着先秦和他身后的时代。后人对其评价可谓毁誉参半：有人认为其可比肩孔子，有人认为其是专制统治的帮凶。其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的真伪历来是有争论的问题。本文通过讨论姑且认为其只有残缺，没有杂伪。董仲舒的君权理论产生于西汉初期，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在西汉初期社会兴盛与危机并存、诸子百家竞流与融合的表象下，大一统构成了时代的主题。在那个时代，大一统的国家已经初具雏形，君权前所未有的强大起来。知识分子该如何面对这一新的机遇与挑战构成了董仲舒所肩负的时代使命和必需回答的时代命题。董仲舒对君权进行了符合儒家传统的建构和解读，回答了君权应当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本文试图以君权的逻辑发展顺序为依据，按照君权的起源、君权的获得、君权的体现、君权的更迭的逻辑顺序，对董仲舒的君权理论进行集中阐释。在君主专制的曙光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的西汉初期，特别是当董仲舒碰上极力推动专制皇权扩张的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君权的态度有某种模糊化和暧昧化的倾向，其君权理论在有些地方显得矛盾和冲突。但是拨开重重迷雾，应当认为董仲舒坚守了一个儒者的精神底线，没有选择完全屈服于现实皇权的压力。本文认为董仲舒在君权的起源上，坚持教化的需要是君权降临人间的根本理由，君权的核心是知识与善，而非政治与暴力；在君权如何获得的问题上，其认为上天和民授权给君王，肯定了民在权力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在君权的体现上，其将天、圣人、民置于君王之上，主张分封制，以正名思想划定君、臣、诸侯之间的权力界限；在君权的更迭上，其认为禅让和革命均是君权更迭的方式。在其对君权所进行的这一系列阐释中，儒家思想都是作为评判君权的标准，而绝非君权的注脚、为君权背书。通过研究董仲舒的君权理论，能促使我们对权力——特别是统治权——应当是怎样的、知识分子该如何与权力相处、知识分子当如何对统治者言说等一系列问题有更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