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及背景: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以下简称肝癌）是最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其发病率及死亡率分别位居第5位和第3位,由于早期缺乏特异性症状体征,多数患者一旦诊断已属晚期,预后极差^[1]。据报道统计显示我国肝癌的发病人数就已经占了全球肝癌新发病例的一半以上,严重的威胁着国民的生命健康^[2,3]。目前肝癌的治疗方式仍然以手术切除局部病灶为主^[4],术前或术后辅以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或放疗^[5,6],对于无法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可行单纯的放疗或口服靶向药物索拉非尼^[7],这些治疗方式患者收益较小,主要原因之一即是肝癌极易复发、转移^[8],随着医学的发展,肝移植在治疗肝癌的应用中越来越广泛,肝癌被认为是行肝移植的主要适应症之一^[9]。经过近几十年的探索,对肝癌肝移植术后的疗效进行分析,目前公认的肝癌肝移植标准有Up-to-seven标准（Up7）,UCSF标准、Milan标准、上海复旦标准,对于符合标准的肝癌移植患者预后明显优于不符合标准的患者,因此,目前通常在术前进行评估,优先对符合标准的患者进行肝移植^[10-13]。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肝癌患者接受肝移植前用以上标准可进行评估预后,而对于影响符合以上标准的肝移植患者的研究较少。Milan标准的应用使移植术后5年生存率达到70%,5年复发率低于15%^[14,15]。而近年来有部分符合以上标准的病人在随访过程中发现肿瘤复发,部分患者肿瘤体积较小,且无明确的大血管侵犯,为我们的临床研究带来了新的方向。研究方法:收集251例符合Up7标准接受肝移植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基本临床信息的分析,建立了基于Up7标准肝癌肝移植长期生存的预测模型（ATMD）,同时根据UCSF标准、Milan标准、上海复旦标准进行验证,发现此模型对于各标准的患者的生存预后同样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并将此模型在不同肝移植标准中进行验证,检验其预测效能。研究结果:经过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发现术前甲胎蛋白（AFP）,术前总胆红素（t-Bil）,微血管侵犯（MVI）,肿瘤直径（Diameter）是肝移植患者长期生存的独立预测因素,建立ATMD模型,并界定高/低危组。Kaplan-Meier分析发现,不同标准下的肝癌肝移植患者生存情况具有显著差异,Up7标准（P<0.001）及Up7标准下Milan标准（P<0.001）、UCSF标准（P=0.001）以及上海复旦标准（P=0.008）;ATMD预测的肝癌肝移植患者三年生存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是76.63%、69.41%、73.32%和75.87%。结论:ATMD模型对于符合Up7标准、UCSF标准、Milan标准及上海复旦标准的患者具有良好的生存预测能力,对符合以上标准的肝移植患者的术前决策以及术后风险的评估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部分基于Up7标准的肝癌肝移植后生存预测模型（ATMD）的建立通过我院联众病例调阅系统,收集近10年以来于我科因肝癌行原位肝移植术的病例,首要入组条件为患者的肿瘤数目、肿瘤最大径满足UP-to-seven标准,入组后收集患者的（1）一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肝炎病史、肝功能评分（Child-Pugh评分）、脾切除史、上消化道出血史、肿瘤治疗史（肝癌切除、肝癌微波消融、肝癌介入栓塞治疗）、是否已行抗病毒治疗;（2）移植信息:移植物存活情况、跨血型移植情况;（3）影像学特征:腹腔静脉曲张、肝癌特征表现（“快进快出”）、肿瘤数目;（4）术中情况:肿瘤包膜、腹水量、术中出血量、术中冷缺血时间、术中无肝期时间;（5）术前外周血检验指标:包括术前血小板计数、术前中性粒细胞计数、术前C反应蛋白、术前肌酐、术前GGT、术前ALT、术前甲胎蛋白、;（6）术后外周血检验指标:术后中性粒细胞计数、术后血小板计数、术后白细胞计数;（7）病理结果:病理类型、Edmondson分级、MVI、肿瘤包膜。将上述数据统计整合后,使用COX回归分析发现独立预测因素,建立ATMD模型,运用软件得到模型的截断值,将符合各标准下的病例再分为高危组及低危组,验证各标准下的生存曲线是否存在差异。第二部分肝癌肝移植后生存预测模型（ATMD）的验证及应用通过第一部分建立的肝癌肝移植后生存预测模型（ATMD）,以及患者术后口服免疫抑制剂、肝癌靶向药物使用的情况,再次选取、收集已行肝移植术、术后病理明确存在微血管侵犯的病例,依据ATMD模型,将上述病例进一步分为高危组,低危组。运用两独立样本的卡方检验,对口服Tac组、口服西罗莫司+索拉非尼组的第一年肿瘤复发率、第二年肿瘤复发率进行比较,评估不同免疫方案下,高危组之间、低危组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分析对于处于术后高危复发风险的患者及处于术后低危复发风险的患者,更加合适的免疫抑制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