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司法》对董事勤勉义务仅仅止步于“名词提及式”的宣示工作,没有进一步明确其内涵与判断标准。这不仅影响到司法机关对董事决策的审查和评价,也导致董事行为困惑,弱化董事会决策权威,恶化中国商事实践中决策主体异化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乱象。勤勉义务和公司商业决策中的自由裁量权相关联,是对管理者商业判断的监督。无论决策主体是公司董事、高管,还是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代表的“首恶”,只要在事实上掌握着公司决策权力,就应受勤勉义务的约束。勤勉义务的义务主体应有更大的外延,“董事”应包括事实董事、影子董事等实际掌权者;勤勉义务标准也应有更大的价值,公平追究董事责任的同时,适度保持谦抑,为董事自由裁量留足空间,托举董事会的法定决策权威。纵观各国实践,勤勉义务标准存在两条具有代表性的路径,其一是理性人标准,总体上采用一个人格化的形象作为参照,评判董事的决策行为,从主客观标准和过错程度两个维度,通过滑动比例尺调节义务要求的高低;另一是更为明确、具体的商业判断规则,以司法谦抑为导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建构理性人的抽象性思维和事后评价难以规避的结果偏见,利用决策程序的好坏,评价董事决策动机是否善意。以司法谦抑为导向的商业判断规则,是对理性人标准的具体化和程式化,有理性人标准无法媲美的优势。商业判断规则在董事决策权威和决策责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有着被推广借鉴的优越性和潜力。商业判断规则已经在澳大利亚成文化、在日本定式化,但两种移植方案都选择微调美式做法,采取更为保守的司法谦抑态度。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司法实践中也存在法官能动适用商业判断规则的案例,并且出现了以合肥中院为代表的“审查论”和以湖南省高院为代表的“推定论”两大阵营。推定论和审查论对商业判断规则的关键要素达成了共识,分歧发生在法院自身的定位上,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定位的不同直接关涉商业判断规则司法谦抑价值的实现水平。结合比较法经验与中国商事实践,两种审查模式似乎均有存在空间,“失权”的法定董事需要激励行权,被动审查的“推定论”更合适;“失责”的影子董事和事实董事应适用“审查论”,弱化司法谦抑色彩,接受法院主动审查。各类董事在身份、职责与决策权源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彼此匹配不同程度的司法谦抑,适配不同模式的商业判断规则。当然,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判例法渊源与成文公司法传统之间的衔接,即使将商业判断规则定式化、成文化,其实践效果仍然受制于法官素质和案例数量。理论分析最终还是要回归具体制度,本文最后选取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收购与反收购两个公司场景,将董事勤勉义务、商业判断规则适配其中,意图观察可能的运行效果,以及尊重董事商业判断对克服僵化管制思路的重要意义。当然,在企业社会责任、ESG议题热烈讨论的今天,“为了公司最佳利益”的勤勉要求或许面临更艰难的诠释和更深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