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资本和商品的流动将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ODI)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方式，深刻影响着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作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直以来吸收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而对外直接投资相对滞后。近几年来，中国大陆ODI增势迅猛，吸引了各界学者乃至媒体和政府的关注。2014年，中国大陆ODI已超过FDI，并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相关研究多从经济学、管理学视角进行分析，对中国大陆ODI的时空规律研究相对较少。加上中国大陆ODI的迅速扩张在国际上引发了一些猜忌和费解，如带有经济殖民色彩、不符合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等，成为争议的焦点。因而本研究旨在刻画并分析中国大陆ODI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差异，并结合实际深入理解政府推动下中国大陆ODI的模式及其背后的逻辑。　　本研究首先回顾中国大陆ODI的发展过程和政策演变，梳理中国大陆ODI的治理结构。其次，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即来源地和目的地两方面，研究中国大陆ODI的时空特征。然后分别采用普通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中国大陆ODI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空间效应和空间差异。最后结合实际综合分析理解中国大陆ODI的特点，归纳四种政府推动的中国大陆ODI模式，并提出政策建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从中国大陆ODI的时空格局上看，邻近投资现象明显，并具有明显的趋向自由金融环境、低税率地区特征。从投资来源的省际尺度上看，大致呈现由东向西阶梯状递减分布特征，但近年来省际ODI的两极差距加大、平均差距趋于缩小。此外，沿边省份最大ODI目的地多为毗邻国家，而对毗邻国家直接投资最多的为与其距离相近的省份。从投资目的地的洲际尺度上看，中国大陆对亚洲的直接投资规模最大，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增长最快，而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具有从沿海向内陆发展、受能源类投资影响波动较大的空间特征。而在国家（经济体）层面，中国大陆对香港以及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典型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兼避税地的直接投资比重极高，但近年来有明显下降趋势。其次，中国大陆ODI更加倾向于发达国家，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逐渐超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另外，中国与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周边国家和非洲中南部国家直接投资依存关系密切，在这些国家中中国大陆ODI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不过从实际投资规模上看，中国对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印尼等周边资源丰富的国家ODI存量最大。　　中国ODI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出口贸易、技术水平、自然资源禀赋、金融水平、政府作用、制度环境等。中国省际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越多;GDP在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对ODI的促进作用越大，并且具有空间溢出负效应。中国的出口贸易与ODI也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出口对ODI具有空间溢出正效应。中国ODI具有明显的资源追寻特征，资源需求越大的地区ODI越多，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吸收的中国大陆直接投资越多;自然资源对ODI的拉动作用在中国北部沿边地区最大，并且其影响力明显强于其他影响因素;自然资源对中国ODI的影响力在大洋洲、东南亚地区最大，在非洲和南美洲反而并不明显。中国省际技术水平越低的地区ODI反而越多，并且呈现空间溢出负效应;在投资区位选择时，技术水平越低的地区吸引的中国直接投资越多，并呈现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说明中国ODI并没有那么明显的逆向技术投资特征。中国ODI有较为明显的追寻良好金融环境特征，随着中国金融业的逐渐发展，到境外追求金融服务便利的被动型ODI开始向为境外ODI服务并拓展海外业务的主动型ODI转变。政府的支持和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ODI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作用力在不断增大，并且该影响在发达国家比在欠发达国家更大。中国ODI总体上倾向于流向制度不完善的地区，金融危机后这一特征更加显著，但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即制度因素对中国ODI的影响不是线性不变的，而是带有趋于中等偏上制度环境、逃避最差和最好的制度环境的特征。　　中国大陆ODI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处在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改革过程中，这样的背景决定了中国政府在中国大陆ODI发展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导致了中国大陆跨国直接投资者与西方成熟的跨国直接投资者投资行为的不同，并形成了特有的ODI中国模式，如中央企业的ODI、国家战略推动下的ODI、境外产业园区形式的ODI以及出口、援助和国际工程承包带动的O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