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试图从福柯提出的治理术的角度分析现代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治意义。不同于通常选取近代铁路为研究对象,本文重点讨论20世纪初期新式道路交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该时期的筑路动机联结了传统的典范与现代的需求,筑路规模自通商巨埠兴起后逐渐在全国范围普及。作为一种布局灵活的交通基础设施,道路同城市规划、领土整合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规范关系密切。筑路的主题可以视为分析华界与租界、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之间互动的缩影,这使得道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更适合采用治理术的思维方式。本文指出,道路交通建设在“装置”的意义上与近代中国治理的目标与特征相契合。从“交通救国论”的剖析可见,交通的概念同时兼有“位移—运动”与“联结—关系”这两种属性,二者通过“血脉”与“经络”两种有机体论的比喻把治病与治国联系起来,呼应了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思潮对“使动”与“促群”两大治理目标的追求。而作为筑路理念的发起者与筑路实践的推动者,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组织运作,既反映了道路建设问题介于本土与国际、政府与民间、技术与政治之间复杂的构成性,又体现出路政治理得以跨领域提取合法性与执行力的公共特征。借用成语“纳民轨物”的涵义,治理路政的具体任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纳”的目的是创造治理权力运行的物理空间与政治空间,而“轨”更侧重于合理地配置交通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元素。具体来说,“纳”的部分以路政与市政的内在关联为中心,讨论道路建筑与管理的措施如何“关涉”空间治理所需要的“知识-权力”。以拆城筑路与环租界筑路为例,这对在策略上相互补充的政治实践显现出治理理念在固定与流通之间的交锋。借助墙与路这两种影响交通的建筑元素,这种交锋不仅揭示出治权与主权在租界中的内在关联,也引出了空间治理无法回避的“界”与“域”等问题。“轨”的部分则重点考察各种治理要素的关联组合及其优化配置,探讨治理活动在“规制”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利民行”、“货畅其流”、“四境纵横”三个主题,关系到与路政治理相关的人、物、地三要素的规范、理性与标准,分别涉及对民众劳动力与行为的提取与教育,对流通效率和秩序的促进与管控,以及对交通范围与交通权的扩张与集中。治理术在意图上兼有充分利用资源与维持秩序的目的。路政治理首先是对交通现象中内生出的流通力量的承认问题,然后是利用与规范这种力量的问题。“纳”启发了现代治理概念的基本要素和空间基础,而“轨”更加关注具体措施中的细节与原则。在“纳轨并行”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所提出的“流通治理术”,应当被理解为围绕着流通现象而产生出的治理知识与治理技术的总合,它被用来汇聚一切可以使用的元素,施加对流通的刺激、规范与引导。民国时期借从道路交通建设的理念与实践中提取出来的“流通治理术”,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当时“统而不治”危机的政治回应。该概念强调了政治权力对交通现象的提取与管控,展现出治理术与空间关系、位移运动、经济理性的内在关联。正是这些元素的综合,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远远超越了纯粹的工程领域,成为理解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20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