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通过分析开放经济因素，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因素对货币政策形成的冲击，来分析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论文就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中介目标、操作过程的影响以及经济开放度与货币政策产出和价格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建立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框架，用以解释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在日益增大的资本流动背景下何以不断降低，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基于以上研究思路，论文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论文分析了开放经济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影响。鉴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以信贷渠道为主，论文引入信贷渠道CC-LM模型并将开放经济因素加入IS-LM-BP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1997～2008年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是有效的，央行控制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在考虑资本流动因素后，结果发现，外汇占款的增加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存差扩大，进而导致央行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的控制能力减弱。接下来，论文分析了货币错配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影响，发现开放经济下货币错配对一国货币供求会直接产生影响，这使得该国货币供应量难以得到准确估算。中国规模巨大的债权型货币错配所潜藏的风险过度集中在央行国外资产上，使得央行独自承担因汇率变动所引致的资产贬值风险，同时导致央行对国内商业银行积累了过多的人民币负债，由此削弱了央行控制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能力。　　其次，论文分析了资本流动对国内货币供给的影响。2002年以来，人民币处于升值压力中，国际收支双顺差使得我国外汇资产迅速扩大，外汇占款已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最主要的渠道。论文基于央行资产负债表，通过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定量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了2005年汇改前后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及其与基础货币变动的动态关系。结果发现，2005年汇改后，央行净国外资产的增加成为基础货币增加的唯一格兰杰因，国内信贷和发行票据作为对冲外汇资产增加防止基础货币过快增长的手段均已失效。这表明基础货币供应具有内生性，央行已难能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数量来有效调控货币供应量。　　第三，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论文进一步研究了国际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的抵消效应和货币政策对资本流动的冲销效果。论文通过修正的BGT抵消系数和冲销系数模型，考虑外汇资产估值效应和收入效应重新构造净国外资产增量与净国内资产增量变量，同时使用OLS和联立方程方法估计了中国自1994年汇改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定量关系，并采用递归系数方法估计了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冲突加重，货币政策虽对资本流动冲销力度比较大，但资本流动的抵消效应也十分大，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很大挑战，央行冲销工具面临无效性难题。　　此外，论文还对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最终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论文区分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使用修正后的Karras产出和价格模型检验了经济开放度对货币政策产出和价格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央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供给动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会削弱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增强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这说明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货币政策作用效果会更多地体现在物价增长上，因此，以价格稳定为单一目标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通过以上分析论文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国际资本流动冲击因素影响的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正面临如何解决失效的难题。论文最后从“三元悖论”角度寻找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并分别从汇率制度、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工具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