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铨在清华读书期间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不仅创作有诗歌、长篇小说，还曾翻译过很多外国诗歌和小说。他此时的创作风格可以用“浪漫悲剧”来概括，这同样可以用来概括陈铨后期小说和戏剧的创作风格。陈铨创作中的“浪漫悲剧”取向受到了王国维介绍的叔本华悲观主义、《红楼梦》的主情主义和哈代小说的影响。“浪漫悲剧”还与民族主义思想之间有着相通的内在心理机制。从陈铨的作品和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自身形成的轨迹，陈铨在国外留学时的民族创伤体验是促成他民族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包括：相信世界将被一个优秀的民族领导；强调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应为民族国家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发起民族文学运动来强化民族意识等。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和尼采哲学的影响。 陈铨在1940年代倡导了民族文学运动，这个运动不存在指导文学创作的具体主张，其核心内容是倡导“民族意识”：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他的民族文学运动中存在两个悖论：“天才说”与民族意识，文学与宣传。他的民族文学运动和国民党19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根本差异在于作者主体身份的不同，但由于他们的观点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使得他们在现实之中又存在某种共谋关系。以陈铨为中介，可以在现代性的视野中把“战国策”派和学衡派联系起来考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衡派扮演了质疑和批判新文化阵营的角色，而陈铨与学衡派尤其是与吴宓的关系密切，他对建设民族文学的看法与吴宓的文化、文学主张有颇多相似之处。而“战国策”派对“战国图景”的描绘本身便凸现了现代性中存在的民族主义和民主自由观念的内在冲突，“战国策”派对民族性格的反思延续了近代以来的“国民性”批判传统，但他们把民族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又显示了过于注重现实功利的特征。 1940年代，陈铨及“战国策”派其他成员引发了关于“英雄崇拜”和“妇女回家”的两次争论。陈铨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极力倡导“英雄崇拜”，而沈从文在认同“战国时代”的前提下极力论证民主政治的意义，他们之间的争论是现代性自身矛盾的一种体现。同样，“战国策”派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主张“妇女回家”，而聂绀弩等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来给予反驳。但实际上，聂绀弩和“战国策”派成员的出发点一样，都是在强调女性应为民族国家利益服务，这背后都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