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学界对“协商民主”相关概念的引进与深入研究,和政界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多重制度供给,我国的社区协商民主实践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作为社区协商民主实践的深圳市Y社区的社区议事会制度,讨论这种实践与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我国社区议事会的发展经历了探索试验、模仿学习和统筹推进三个阶段,实现了顶层设计下的精细化发展。从协商民主的理论视角出发,对Y社区居民议事会运行机制进行的研究发现,Y社区的协商民主实践符合协商民主的综合特性（多元性、合法性、程序性、公开性、平等性、参与性、责任性、理性）,是协商民主在我国基层政治领域有效实现的重要方式,提高了社区决策的科学性、合法性,减少治理成本,改善治理绩效,更加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但Y社区的协商民主实践也呈现出结构公正性不足;议题局限、议题争夺、议题边界不清;程序形式化倾向和行政资源消解等现象。研究发现,中国特色的社区协商民主是“有限、有序、生活”的。具体而言,“有限性”指受限于制度安排、资源制约、居民积极性不足等因素,协商民主停留在表面,深度不足。“有序性”指社区党委始终掌握着协商动议权和议题控制权,确保各类社区协商事务在社区党委的主导之下。这能够在有效推进社区协商民主的同时,确保社会有序参与,保障基层政治稳定。“生活性”指社区协商是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将协商民主制度与理念赋予基层政治生态的“政治生活化”逻辑,与将社区居民间事务纳入公共事务范畴并将其“协商政治化”的“生活政治化”逻辑相结合。同时,“生活性”还意味着,社区协商以民生性质的简易事件协商为主,较少涉及社区内外的政治性事务。即使我国社区议事会实践存在诸多运行困境,但其仍然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实践的有效实现形式。从“增量民主”的视阈出发,这是一种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帕累托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