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门洞开,中西交汇,作为资本主义因子之一的商会组织,在近代中国缓慢生成与发展。早在20世纪初,贵阳即已出现商会组织,其活动范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乃是近代贵阳城市发展史上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将学界较为忽视的贵阳商会作为研究对象,以商会组织在不同历史场景中的义利抉择作为研究的主要视点,无疑具有较为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历时性而论,近代贵阳商人团体大致经历“贵州商务总会”、“贵州省城总商会”、“贵阳县商会”、“贵阳市商会”四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在选举制度、组织结构及社会职能方面,四个阶段既有一以贯之的传承性,由不乏革新性的阶段特征,并逐渐从民间社团转变为协助政府发展社会经济的商人组织。抗日战争期间,贵阳商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积极支援抗战,进行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在民族大义面前,它不顾自身经济利益的损失,同日本进行经济绝交;在金融混乱、物价飞涨时,它是坚定的物价监管者;在慈善救济、兴办教育、市政建设上,它又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公益形象。解放战争期间,贵阳商会为维护自身利益,积极拥护政府的经济改革,支持政府“戡乱”行动。但面临与国民政府的利益冲突时,又最终与国民政府走向了决裂。与坚持民族大义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商会行为选择中始终贯穿着商人群体私利的考量,这既不容于时人,又为后人所诟病。维护商利乃是商会组织的根本诉求,但民族大义也是商会无法舍弃的基本价值。具体而微的行动选择中,本质上趋同或一致的两大价值往往冲突或抵牾。民族主义时代商会的大多抉择,往往“义”与“利”纠缠不清,而诸多悖论性的言说和实践,注定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