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政党积极把女性纳入政治之中,企图以政党力量左右女性命运,并宣扬女性必须依附于民族解放才能获得自身解放。《新华日报·妇女之路》是宣扬中共妇女政策的阵地,其党派意识异常浓烈,它以另类父权形式规训着女性。中国女性应走的解放之路,在《妇女之路》看来是走向革命之路。这时期《妇女之路》不断地建构女性形象,演剧家、剧作者、文人、《新华日报·妇女之路》、观众、读者,他们形成有趣的互动关系,将“新女性”形象建构推向高潮。《新华日报·妇女之路》不停地在戏剧、演剧中寻找符合自己政治立场的新女性,文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新华日报·妇女之路》的影响,创造戏剧中的新女性。革命女性、雄强女性、职业女性成为《新华日报·妇女之路》建构的焦点,这些女性形象也深深打上政治的烙印。本论文以《新华日报·妇女之路》为切入点,探索抗战时期女性文学和女性书写,关注抗战时期女性生存状态。论文联系延安女性是基于同样的政治立场,联系《中央日报·妇女新运》是因为两种报刊处于同一地域空间。《新华日报·妇女之路》是诞生在国统区的中共党报,副刊上呈现的妇女政策既继承了延安女性观,又与延安不同。论文将《新华日报·妇女之路》与《中央日报·妇女新运》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不同党派的不同女性观。国民政府对家庭本位女性的偏好和重视,与中共倾向的革命妇女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看出国统区与解放区女性形象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女性观也导致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差异描绘。《新华日报·妇女之路》在国统区必然要表现延安女性,因而在《妇女之路》上呈现出优越于国统区的女性关怀。然而,自中共将妇女纳入国家、民族的革命洪流中,就加以对妇女力量的掌控和以政党利益为主的规训。延安短暂的女性关怀在整风之后逐渐凋落,充满女性意识的文人作家纷纷转型,工农兵文艺代替表现女性的文学,女性自由言说的话语权逐渐收缴于革命体制之下。《妇女之路》对《解放日报》副刊上文章选择性的取舍,与对丁玲《“三八节”有感》一文的断章取义,说明《妇女之路》忽略女性意识站在党派利益角度来展示延安女性。由此可以看出《妇女之路》并不是以女性意识为中心的妇女刊物,而是属于政党利益的宣传品。国民政府在大革命结束后倾向于女性性别为主体的女性形象,注重以家庭为本位的妇女观。《中央日报·妇女新运》在抗战时期与《新华日报·妇女之路》在妇女政策上有短暂的契合,而随着抗战胜利曙光的出现与《中央日报·妇女新运》的衰落,国民政府摒弃与《新华日报·妇女之路》的契合,回归“母性主义”的妇女观。然而,不管是《新华日报·妇女之路》《中央日报·妇女新运》或是延安,在抗战文化背景下所倡导的女性解放,都是党派力量对女性的建构,都是以党派利益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