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的语境之中,音乐不同于现今意义上单纯的乐曲,而有着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音乐来自于古老高贵的神祗,它代表着和谐与秩序,而这种和谐和秩序与数,有着紧密的联系。柏拉图甚至认为人类灵魂的组成,宇宙行星之间的距离和行星自身的运行都有着某种比例。而这种比例在音乐的曲调当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故而灵魂、宇宙和音乐在数的比例上有了同构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核心就是和谐。在这个层面上,音乐成为了充斥着宇宙和人类灵魂的永恒和谐的象征,是柏拉图理式中的音乐。现实中的音乐,只是一种技艺。但是因为它摹仿了理式中的音乐,所以它也具有了一部分的真实性和美善,从而也能够引导人的灵魂走向和谐的正道。故而柏拉图主张在理想城邦建设和公民教育中,发挥音乐的这种教化作用。然而摹仿艺术毕竟与真实隔着三层,不具备真正的知识,在用于指导实践时难免发生纰漏。因此柏拉图主张对音乐艺术需要进行审视,排除其中不利的部分。柏拉图这样两种分离的音乐观,以及出于政治目的的对现实音乐功能和作用的限制,引起了其后来者亚里士多德的反叛。亚里士多德不仅批判了柏拉图对摹仿的蔑视,重新诠释了摹仿理论,而且还深入阐述了音乐在不同场合的多种功用。在将柏拉图的思想与中国先秦儒家音乐政治思想作比较的过程中,本文深化了对柏拉图文艺教育思想与城邦建设、公民道德教化之间关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