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古代文体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各种文体至汉代已基本齐备,许多文体的体制规范都在此时确立下来。本文选取汉代文体的发展,文体批评,文体与经学及文体拟作四个方面作为切入点,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汉代的文体问题,揭示汉代文学走向自觉的历程。第一章重点考察汉代主要文体的发展状况、文体特征及其所体现出的文学自觉意识。汉代出现了新的诗歌形式——乐府诗、五言诗和七言诗。赋是汉代最具形式美的文体,体现了汉代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追求,意味着汉代开始以形式美来规定文学自身,自觉地寻求文学本身的审美特征和美学价值。由于汉代对朝廷礼仪制度的重视,诔碑颂赞箴铭等文体也获得了很大发展,东汉中后期诔碑等文体突破了儒家“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审美原则的限制和礼制性文体的“实录”原则,以写实追虚的笔法表现人物或事功,完成了文体的实用性向审美性的转化,把应用文的写作变成了文学创造。《史记》和《汉书》在结构体制,以人为中心的叙事模式,自觉的撰述意识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对后世史传著作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史传撰述者意识的自觉对于促进写作活动的个人化,实现文学的个性化存在,推动文学的发展和独立均具有积极意义。从总体上说汉代文体已经冲破先秦礼乐文化的束缚,改变了文学观念,文学更重视自我情感、个体生命价值的表达和对新的语言形式的追求,文学的自觉意识获得极大的提升。第二章从文体批评的角度分析了汉代的文体意识、文体分类的方法,文体规范及汉赋之“丽”的文体意义等问题。考察了汉代文体批评发展的内在逻辑,展现了汉代文体批评逐渐走向自觉的过程。汉代文人按文体写作,并以一定的文体标准编纂文集,给文体分类,这表明汉代的文体意识已比较鲜明。《汉书·艺文志》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将古代典籍分为六略,并将诗赋单列为一略,第一次把文学作品从经史子等典籍中独立出来,表明汉代已开始区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也意味着文学文体获得了古代文化体系的认可。汉代文体分类的依据逐渐从功能因素转向形式因素,实现了文体分类的根本性转变。由于汉代文体的繁富和文学性因素对各类文体的渗透,混淆误用文体的现象日益突出,为了加强文体规范,蔡邕、刘熙等分别在《独断》和《释名》中考释文体的源流,规范文体的形制、功用和使用范围等。汉代文体大多形成了自己的语体规范和风格规范,催生出文笔之分的萌芽。文体分类的实践和文体规范的建立不单纯是文体的形式问题,它还涉及对“文”的内涵的理解。汉代的“文”比先秦时纯净了许多,“文”的形式意味逐渐归结于书面语言的表达,文学性意义也凸显出来。“丽”是汉赋最典型的文体特征,是给赋体定性的重要因素。汉赋作家对汉赋之“丽”的坚守表明他们在对待文学语言上出现了非功利性的审美态度,标志着文学开始以语言形式来定义自身,昭示出两汉走向自觉的文学意识。第三章重点考察汉代文化因素特别是经学对文体的影响。任何文体都不单纯是一种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它也是人的文化观念的反映。汉代道家思想、神仙观念、风俗文化以及音乐绘画等文化因素均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汉代文体。汉代是经学的时代,经学并非仅仅是一种学术,它更是国家统治的政治工具,话语霸权和思想价值体系。汉代经学对汉代文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学的政治化对汉代文体合法化的影响,二是经学经典文本对汉代文体生成、文体风貌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使自己的创作融入政治活动之中,文人开始自觉地实现文体的转型,寻找最适合于认同、维护大一统文化政治秩序的文体。政论文、汉赋、史传等在都在文体规范上表现出为统治政权出谋献策的姿态。从文学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汉代文体的合法化既不完全是文体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不完全是文人努力或统治者倡导的结果,而是文人与统治者在权力的谋取与给予过程中共谋的产物。汉代人有强烈的宗经意识,他们把“五经”视作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文人写作时往往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存在的文体类型、或者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者依经而称名,稽古而制式。汉代的经典意识和经学繁琐的解读方式,直接影响到汉代文体的风貌。汉代文章动辄以经为据,文章中的“经语”俯拾即是,散发出浓浓的经学气息;而汉大赋的辞藻堆砌之弊与今文经学章句的泛滥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第四章着重考察了汉代拟作发生的原因、拟作的状况、拟作与文体发展创新的关系。拟作是汉代文体发展中独特而重要的创作现象,汉代主要文体均被反复拟作,汉代的主要文人也均有模拟之作。拟作是汉代述与作的矛盾冲突、经学保守思维以及文人的创作观念、审美情趣、好胜心理在创作中的反映。汉代是古代文体发生、发展与定型的关键时期,经由文人的反复拟作,新文体的体制规范就能获得有效性和权威性,成为文体惯例,进而发展为一种新的文体类型;旧文体中的某些形式因素也会得到调整、变革与转换,从而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拟作是一个尊体与破体相交织的过程,汉代的诸多文体常常是在拟作中获得认同,在认同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创新,创新后又流入拟作的,拟作与创新对立统一,前文本与拟文本相互阐发,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体的发展。拟作是一个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互动的过程,为了有效地进行拟作,文人们需要大量阅读揣摩前人的同体作品,探讨该文体的源流,悉心理解和把握其结构体制、语体特点、表达方式等文体特征,深入思考文体的承袭与创新问题,这无疑会推动汉代文体理论的发展。汉代文人尤其重视文学文体的拟作,极大地促进了汉代文学文体的发展和文学性因素向非文学性文体的渗透。本文研究发现汉代文体开始冲破先秦礼教文化的束缚,自觉地寻求文学本身的审美特征和美学价值,表达个人的生命意识和情感体验,文学存在的意义和文学的形式因素受到重视。文学在汉代诸文体中逐渐凸显出来,透露出自觉的信息并开始走向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