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昭明文选》诸多版本中所存音注的研究，本文提出了音注与版本双向研究的新概念。这种"双向"考察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对李善、五臣两家《文选》音注在版本中演变脉络的梳理；二是从音注的角度对《文选》版本系统中尚有疑虑的问题进行验证；三是在对《文选》版本考察的基础上，发现并探索中古音韵文献中前人忽视或误解的特殊注音现象。
　　本文首先拟测了李善、五臣两家音注的"原初形式"，认为"随注出音"与"正文夹音"分别是李善音注与五臣音注的形式特征。在从钞本到刻本的过程中，李善音注是层层累积的，而五臣音注则是增删不居的。两家音注进入合并本后，遵循音注数量上的"经济"原则和音注位置上的"显着"原则，注文中的李善音注不断地被删略并移入正文，最终导致了两家音注的羼乱。总的来说，钞本时期李善本中的音注相对比较稳定，而刻本时期五臣本中的音注则变化较小。通过这种时间维度上线性演变脉络的考察，以及对决定音注增删、移位、讹改等因素的系统分析，本文提出音注是独立于注本之外的另一个注释系统，它虽然依托于注本存在，但与其他注释在版本中的变化规则不同。音注系统在版本中表现出极强的诵读实用性，对原刊本与作注者的依附力较弱，这在明清的晚期版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就音注性质而言，今见《文选》刻本应该分为单注本、合注本、杂糅本三类。
　　在《文选》版本研究方面，本文对今存主要刻本均有涉及，主要讨论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得出了相应的观点和看法。（1）从音注位置和数量两个层面，为尤刻本的底本建构了"两相四类"的分卷模型，从其正文音的来源与分布情况，考察了尤刻本的李善注底本部分各卷的残烂度，以及其所参校的六臣注底本对各卷的干扰度；（2）提出吴棫《韵补》所引《文选》音注乃据李善注本，其中的音注与尤刻本"增音"相合，这为两宋之交可能确有别种李善注本流传的说法提供了新的证据；（3）发现尤刻本的初刻本与递修本之间存在音注移位的现象，并指出其结果是更接近而非偏离李善本原貌，从而推断尤刻本在递修过程中也是有李善本参照的；（4）论证了宋刻赣州本并无初刻、递修两个系列，所谓以"赣州本初刻本"为底本的文渊阁四库本，其实是据明翻六臣本钞录的，具有突出的将两家音注合而为一的晚期版本特征；（5）从两种五臣全本的相异音注推测陈八郎本所据"古本"盖为钞本，从陈八郎本溢出音注推测其所据"监本"非李善本，而其删略音注多集中在后卷则很可能是刊刻过程中的变化；（6）揭示了传统《文选》"旧音"观念的产生与明清版本流传的关系，辨正了各家《文选》"旧音"概念的具体内涵。
　　在中古音韵文献研究方面，主要是从《文选》版本中发现了先前研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并通过综合考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从《文选》的版本演变推知，音注的反切后缀大规模地改"反"为"切"始于北宋国子监本，其起点是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与之后一系列官方书籍的印刻。清儒所论隋唐"避反为切"并无注音证据支持，今见宋刻版本之前的反切格式皆为"某某反"或"某某翻"，"切"字只用于行文论音，并未成为音注的反切格式。北宋监本的影响使得"某某切"逐渐成为主流的反切格式，但"某某反"始终未被完全替代；（2）通过穷尽考察敦煌《文选音》残卷音注中切上下字与被注字重复的反切，发现这种反切是专门标记多音字的特殊类型，其特点以常读音注异读音。切上字重，则凸显下字的声调差异；切下字重，则凸显上字的清浊变换。其所注异读多与汉语音变构词相关，注音方式是以常读注异读，常读音义不出注。随着中古时期反切结构的改变，重字反切逐渐式微，文献中留存较少，后人遂以为讹误；（3）通过对敦煌本P.2528《西京赋》残卷中23处点发字例的分析，发现这是典型的四角标示声调的类型，结合文献记载可证平声点起于字之左下角。根据点发字例的音义匹配，提出可将点发之音归为"别义变读"和"语境变读"两种类型，同时通过反观卷内同字未点发的情况，得知点发是一种标记异读的手段，常读音不在点发范围内，通过语境可以明确读音的，也不需点发。
　　最后，在具体音注的考证方面，针对五臣音注中与《切韵》系统不合的特殊声调和特殊直音进行分析，根据注音目的将之归纳为不同的类型，并进一步探索了这些音注所涉及的语言文字训诂和历史语音演变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