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戏剧“恶”主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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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把恶从沉重的宗教哲学中剥离出来,用生动的文学形象描绘“恶”的形态,用精巧的戏剧对白、内心独白再现了“恶”的灵魂。莎剧艺术地再现了伦理之“恶”,他对“恶”的认识及邪恶形态的刻画超越了其所生活的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  论文首先回顾了中西方对莎剧“恶”主题研究的学术史,提出了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明确了以文本细读为主,跨学科研究为辅的研究方法,用基督教理论、人文主义观念及西方思想史中其他相关的文化理论来考察莎剧“恶”主题。  第一章描述了莎剧创作的时代文化背景,这是莎剧“恶”主题研究的宏观学术背景。文章认为神义论和人文主义伦理观是既交锋又交融地存在于文艺复兴时代,二者是莎剧“恶”主题创作的基本思想渊源。接着,论文以大学才子派的马洛和基德为例,考察了莎士比亚同时代文人笔下的“恶”,英国戏剧中“恶”已出现摆脱道德剧窠臼的端倪,初步获得了美学特征。进而,论文陈述了西方文学与恶的关联,认为“恶”是变动不居的西方文学思潮中的永恒主题之一。  第二章研究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恶。文章提出了“仪式性正义”这一概念来指涉《亨利六世》等历史剧中贵族政客的弄权行为。政客借助传统伦理的话语和逻辑方式,在伦理体系中对自我利益进行合理化阐释;他们通常利用貌似正义的言语修辞掩盖不可告人之目的。论文还探讨了历史剧中色彩的伦理隐喻,色彩是一种不稳定的伦理符号,有意识形态建构作用,被野心家作为装点自己、贬低对手的手段。  第三章分析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恶。《李尔王》中父辈与子辈的亲善关系恶变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恶人迷信武力对满足私欲的作用,以自然神崇拜的形式来否定传统、否定既定价值,其中又夹杂着对独裁父权的不满思想。善恶冲突由宏观政治领域延伸至家庭生活、两性关系及人之内心欲望中。外在的邪恶具备巨大的破坏力,内在的邪恶亦不甘示弱,“骄傲、贪婪、淫欲、嫉妒、贪吃、暴怒和懒惰”等罪恶在多个人物身上以不同方式呈现,在脆弱的人伦悲剧表象中,内在恶表现出巨大的破坏性。《奥瑟罗》中伊阿哥的嫉妒虽为内在的精神之恶,却严重破坏了伦理、秩序、政治等文明形式,人文主义的脆弱性在莎剧中被挖掘出来。《麦克贝斯》对野心的刻画淋漓尽致,立体真实地再现了恶魔的邪恶灵魂,他在自我创建之路上逾越了理性界限,违背了文化传统,不仅给他人带来了灾难,而且也赔上了自己的理想,在野心和良心的交锋下惶惶不安。《哈姆莱特》主要表达强力抗恶的必要性,邪恶主导的社会中出现的群体软弱、人际关系解体、个体精神孤独的现象需要改变,但是抗争者必然会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遭遇强大的现实阻力,所以,哈姆莱特王子的延宕是理性抗恶者的必然经历。  第四章从哲学、社会学角度解读悲剧中出现的“恶”,论文分析了悲剧与神义论的关系,认为莎士比亚对基督教神义论是爱与疑并存的双重态度。论文以《科利奥兰纳斯》为例分析了莎翁笔下的群氓之恶,从群体思想的多变性、群体情绪的破坏性两方面讨论了群氓在非理性主导下的恶行及心理基础。该章还从情欲和权欲入手考察了科里奥佩特拉、克瑞西达、麦克贝斯夫人等女性与恶的关联,并专门研究了女巫这一特殊群体对人欲撩拨之恶,论文认为女性只是社会腐朽文化的替罪羊,女性之恶也只是社会之恶的折射。  第五章考察了莎士比喜剧中的恶。文章认为喜剧对恶的关照回避了穷凶极恶之徒,而取生活之丑作为对象来表现普遍的性格,喜剧对恶的基本审美倾向是嘲笑和讽刺。莎剧以人的言行与现实生活的错位表达喜剧精神,正反人物身上的污点均被作者一一点破,体现出了作者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自信,把恶视为不完美世界的阴影而坦然接受。论文专门对福斯塔夫这一喜剧形象进行了评析,分别从喜剧性、现实性、解构性和对照性几方面审视其恶。  第六章主要分析作者后期的问题剧和传奇剧中涉及的恶。论文通过分析《一报还一报》中表现出的人间法律对恶惩戒的无力来揭示莎士比亚的伦理观。文章指出统治者的恩泽与威严在淫佚之城中都难以达到理想效果,法律对欲望没有威慑力,导致欲望不受节制,欲同法律抗衡,并揭露了执政者的伪善、世俗权力的虚伪。法律蜕变为基于个人利益的权力工具,对权贵与普通人的裁决尺度迥异,对男性与女性的态度更是天壤之别。莎士比亚的晚期创作贴近宗教思想,认为消除政治、宗教、人性等恶的法宝就是宽恕,作者将人文理念和宗教思想融通,创造出了爱战胜恶的奇迹。然而,这种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幻想又让恶人变成了配角,传奇剧虽然在思想性和舞台艺术上大放异彩,但是在对恶的审美探究上又回到了德剧模式。  总之,“恶”在莎剧中成为了意蕴丰富的审美客体。涉及政治、家庭、个人等人生所见的多种邪恶,其思想源于古典,利用政治、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文化思潮反思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社会。莎剧总体上表现出遵从理性、追求美善的道德立场,无论是强力抗恶的诉求,还是仁慈宽恕的呼吁,都表明人作为一种社会化存在的生物,需要学会与“恶”交往的能力。莎剧超越了对“恶”或无奈或愤慨的惯常思维,在同西方有关恶的思想对话中,让基督教伦理观和人文主义伦理思想直接交流,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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