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波德莱尔在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中的接受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当这位开启整个西方现代性诗歌的伟大诗人对中国文坛产生刺激后,接受者所进行的选择、误用与转化,以及这种歧义重重的接受对于新文学的自我构建所产生的意义。绪论首先反思了中国与法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指出在中国学界长久存在的文学史常识的错误: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即将波德莱尔作为象征主义这一在他去世之后才兴起的文学流派的代表诗人。而这一错误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波德莱尔的早期接受歧义,另一方面则与后来的研究者面对与波德莱尔、与法国象征主义的中国接受有关的文献资料,不加甄别地引用相关,即一种由于文学接受史与文学批评史的双重误读所产生的后果。其次是在对研究成果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接受误差”研究的方法与吸收/改写——成长的研究模型,即探究当波德莱尔以他新奇的作品与诗学冲击中国文坛后,接受者如何将他的美学原则化为己用,自我成长（吸收-成长）;或者在另一种情况下,中国的接受者又如何在特定的语境中重构波德莱尔的形象,赋予他与法国原型所不同的“标签”,从而使中国的诗人与作家完成他们自身的文学成长与身份构建（改写-成长）,这一研究方法有助于克服常见的挑战-回应模式的弊端,将研究的重心从中西之间的对比转到以中国为主的方向上。第一章梳理波德莱尔与法国19世纪文学的关系,针对在中国接受中常见的概念混淆来进行有所侧重的论述。一是波德莱尔与法国浪漫主义的精神关联,二是波德莱尔与恶魔主义这一浪漫主义文学大潮下的小分支的关系,三是波德莱尔与他同时代的帕尔纳斯派的关联,四是波德莱尔与颓废、颓废派这两个具有相关性却不完全相同,但在中国接受中常常被混用的概念的关系梳理,五是波德莱尔与象征主义,这一在中国接受中产生歧义最多的关系的阐释。这一章的目的在于还原与波德莱尔相关的术语的诗学背景和文化语境,还原它们所真实拥有过的话语空间,以此来纠正在波德莱尔的中国接受中所存在的概念混淆与错误。这一章也是以后三章的论述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清楚地看到与法国文学史中的实像相比,中国的接受者究竟借用了什么,改写了什么,创发了什么。第二章研究波德莱尔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接受状况,这一最初的接受中所产生的误读类型影响深远。首先回顾翻译、评介概况,其次提取出这一时代的接受特点做出问题史的梳理:《少年中国》杂志与波德莱尔早期接受歧义的关系;徐志摩对从波德莱尔诗歌中所感知到的音乐性的过分推崇,以及这种推崇与他本人的诗歌创作之间所产生的悖论。第三章研究波德莱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接受最为繁盛的30年代,在梳理这一时代的接受概况后,探究鲁迅对于波德莱尔的复杂态度及其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成为鲁迅拓展这一种新文体的灵感来源,另一方面对于波德莱尔本人,鲁迅对其“颓废”的思想倾向持有反感的态度,这与鲁迅启蒙主义的文学观与借助一定程度的欧化来促进汉语自身更新的翻译观有关。其次是对李金发与波德莱尔的关系的考察,试图通过批评史的梳理与30年代文学背景的回溯,指出李金发与“东方的鲍特莱”之间的关联并非完全归功于其作品,更多的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文学运作。第四章是对波德莱尔在40年代接受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对于波德莱尔的翻译和评介较20年代和30年代都大为减少,接受的重点也从诗学和美学层面转移到道德和伦理层面。这一时期产生了对于翻译波德莱尔是否合乎时宜的讨论,以及对他所表现出来的颓废倾向的批判。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对于波德莱尔此前翻译和评介理性思考,如戴望舒对于波德莱尔在中国接受中得到的评价和谈论过多,而对作品的实际接受却不足的批评,以及对于这一在思想倾向上颇受争议的诗人应该采取何种解读方式的思考。80年代之后的研究者们在重新看待中国新诗与法国19世纪下半叶诗歌的关系时,直接继承的是20年代与30年代的成果,却忽视了 40年代未完成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