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美国政府封禁Tik Tok和美欧之间数据流动的主要依据“隐私盾”协议被宣告无效两个事件中可见当前各国或地区对数据跨境流动的态度已从“追求经济利益”逐渐向“保护数据安全”转变。数据本地化是当前各国对数据跨境流动进行法律规制的重要手段,然而各国对是否支持数据本地化存在争议,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纷纷出台数据本地化政策,要求本国产生的数据应存储在本国境内,保障数据安全;美国等国家反对数据本地化,认为数据本地化构成数字贸易壁垒,阻碍数字经济发展。因此数据本地化是否应成为全球共识及规制数据跨境流动的首选措施仍存在疑问。数据跨境流动具有财产性价值、人格性价值和国家主权价值三重价值属性,数据本地化存在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各国对不同价值属性的偏斜,此种偏斜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组合而成的战略决策。从全球利益来看,数据本地化对保护个人隐私及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当下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有效建立国际规制与国家立法的协同机制,而非全盘否定数据本地化。目前数据本地化政策主要具有国际规制和国家立法两种形态。国际组织上,欧盟主要强调对个人隐私的保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反对数据本地化。国家立法上,俄罗斯要求本国公民的个人数据在本国境内备份存储;中国要求本国产生的数据应存储在中国,出境需进行安全评估;印度要求本国数据必须存储于境内服务器。综合对比各方数据本地化政策可见数据本地化仍存在立法分散,缺乏统一的国际规则;制度内容差异过大,增加企业合规成本;面临来自霸权主义的国际压力等问题。同样,完善数据本地化法律规制也需从国际规制和国家立法两个方面着手。国际规制上,需建立统一的数据本地化共识和基本原则、建立严密灵活的数据本地化监管规则、建立全球范围的行业自律组织、建立国际规制与国家立法的协同机制。中国应对上,需完善制度,建立灵活有效的数据本地化模式;转变理念,从消极防御转为主动进击;合作共赢,推进双边和多边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