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影响深远、世界知名的军事著作。该书思想深邃,充满智慧,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诠释和翻译。自1905年第一个英文译本面世以来,至今已有十几种不同的英译本。在其众多的译本中,贾尔斯、格里菲斯和林戊荪的英文译本影响最大。由于原文深奥难懂,译者在翻译这部经典时常有不同的理解,译本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表现出极大的译者主体性。译者地位和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史上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翻译理论把译者置于边缘化地位,译者主体性,特别是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作用没有受到关注。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使人们得以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翻译。此后,译者地位得到提升,译者的主体性得到重视。作为译者主体性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阐释学不仅深化了对译者的认识,而且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阐释学是一门对意义进行理解和解释的科学。由于翻译从本质上说是对原文文本意义的解读,因此翻译与阐释有着必然联系。“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核心原则,这三个原则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虽然《孙子兵法》的英译本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国内外对其英译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而且已有的研究也大多着重于对原文语言和文化误读的分析。本文尝试从阐释学角度对《孙子兵法》的三个英译本进行译者主体性研究,通过对贾尔斯、格里菲斯和林戊荪的英译本进行比较,从译者在准备阶段对原文文本的选择,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文化和军事术语处理,和对原文风格的把握这五个方面,揭示《孙子兵法》英译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最后,本文试图总结《孙子兵法》译作中译者主体性的相关因素,说明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以理解和表达为过程的创造性活动,而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更能体现译者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