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转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改革和变化。中国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向学界提供了关于经济增长、社会转轨和制度变迁等方面的丰富的研究素材,形成了众多理论解释。但这些解释还没有对中国转轨过程中的实际控制者——中央政府的作用给予足够的关注,给出完整的理论解释,进而使既有的理论分析不够完整和准确。“中国奇迹”背后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学背景。因此对中国转轨过程的研究,尤其是对转轨过程动力机制的分析必须以中国的威权体制作为分析起点。脱离了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仅仅强调各方参与主体的能动性和理性行为推动了经济增长和转轨的理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有鉴于此,本文着重分析了中国中央政府在转轨过程的角色、作用及其实现机制。突出强调中央政府是中国转轨的控制者、主导者,它以泛利性为核心目标,但其内容和实现手段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内容上由“阶级斗争为纲”转为“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现手段上由计划指令的直接控制转变为激励约束相结合的仲裁式的间接控制。本文构建了一个将转轨过程中中央政府的控制机制及其对制度变迁作用纳入到一个统一框架中进行分析的范式,用以说明中央政府的控制与中国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全文的基本结构如下：一、文献综述。对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的相关研究多如牛毛,尤其对中国转轨的动力来源和传导机制的研究众说纷纭。本文按照转轨动力“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视角,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发现：无论学者们对转轨动力来源持哪一种观点,他们对中国经济和社会转轨过程的研究都逃不过对三类关系的研究：(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财政关系和行政关系；(2)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竞争与协作的关系；(3)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参与主体的关系。二、作为控制者的中央政府：理论假说。通过对中央政府作为控制者的历史渊源、合法地位的分析发现,中央政府为了巩固和加强威权体制和自身的执政地位必须具有泛利性。即中央政府必须代表全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执政必须是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既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的本质属性,也是其保证中央控制者稳定和可持续的唯一的、理性的选择。为使转轨顺利推进,中央政府通过控制和调整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互动关系达到对转轨过程的全面控制,利用捕食者模型在理论上刻画了中央控制者的作用机制。强调：(1)中央政府为保证转轨的稳步推进,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给予一定的激励和约束,同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调整分权程度。中央政府主要从财政、金融和干部人事管理三个方面实施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既激励地方政府和官员推动改革,又不能让其权力过大使其有机会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这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做法,既是中央政府转轨中的理性选择,又是在威权体制下保证转轨顺利进行的动力来源；(2)中央政府除了利用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方法对地方政府和官员行为加以控制之外,还通过直接给予地方政府补贴和提高官员福利待遇的办法来增加他们掠夺地方私营经济的机会成本,以此降低地方政府和官员从事私利行为的激励,保护私营经济的顺利发展；(3)“富足悖论”下,社会转轨如果操之过急将会事与愿违,因此中央政府选择渐进的、增量式的改革道路是必要的。三、中央政府的控制：实证支持。中央政府的控制主要是通过财政控制、金融控制和政治控制三个方面实现的。从这三个方面,本文给出了一些事实和计量分析以验证中央政府实施控制的现实表现和作用效果。由于数据和计量方法的局限,主要着重就财政控制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金融和政治领域的分析较为简要,主要是利用现有文献的研究加以佐证。分析发现：(1)政治控制是中央政府全面控制改革的关键所在。对财政和金融领域的控制和改革都需要以官僚体系的垂直管理为基础和前提,否则各项改革措施和制度约束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中国威权体制下进行转轨和改革必须具备的核心控制机制。(2)财政控制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分税制改革对各省级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存在非常明显的影响,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具有过度控制倾向。表现为——分税制改革加强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责任,但相应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增加,因此造成了众多负面影响。(3)金融控制。1985—2009年间中国货币体系中真实铸币收入在数量上的变化表明,通货膨胀率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不能被中央政府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有着强力干预。90年代末期之后通货膨胀水平得到了明显较好地控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政府于1998年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改革主要体现为中央政府通过再集权的方式,将金融体系纳入到垂直管理体制下,使得地方政府不能轻易地干预地方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活动。这一方面减少了金融领域的成本和损失,硬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使财政分权的激励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也使得货币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得以独立地由中央政府加以控制,提高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四、制度变迁的内生化：理论趋势。经济和社会的转轨必然伴随着制度的变迁。中国制度变迁的诱因源自转轨过程本身,是一种内生演化的制度变迁。对于中国转轨过程中制度变迁的研究,必须从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去分析和解释,才能解释变迁的真正动力所在。内生制度变迁理论正好与刻画中央政府控制机制的理论模型同样具有演化思想,从而使对中央控制者的理论分析能够融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为此,需要借助于内生制度变迁的理论思想。阿西莫格鲁、青木昌彦和格雷夫三人是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们共同为制度变迁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Acemoglu强调了制度变迁中的政治因素,Aoki突出了共同信念的核心地位,Greif则以文化的变迁为主线,三者共同将制度作为社会发展的内生结果。但他们在研究视角、方法、制度变迁传导机制的界定和对多重均衡问题的处理上各不相同。五、中央政府的控制与转轨制度变迁。将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部分思想和概念与上述刻画中央控制者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相融合,把中央控制者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纳入到同一个模型框架下进行分析。提出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机制是：由于泛利性基础会根据转轨中的现实情况不断的内生自我调节,中央政府选择以泛利性作为其执政的基础是其理性的选择。因此根据泛利性调整诱发的制度变迁是内生于转轨过程之中的,是一种内生制度变迁的过程。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是：(1)本文提出了转轨中的中央控制者假说,强调了中央政府对于转轨的重要性。并将中央政府的控制机制及其对制度变迁的作用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中进行分析,为研究转轨过程中中央政府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内在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2)本文在以生物学中的“捕食者模型”为基础,引入中央政府作为转轨过程中各种政策和制度的控制者,刻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作用。在解释中央政府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时,通过在上述模型中进一步引入关于社会福利水平变化的动态方程,作为中央控制者决定制度选择和控制的依据,从而将中央政府的作用内生于该模型中。(3)中央控制的具体实现机制有财政控制、金融控制和政治控制三大控制机制。虽然已有的相关研究对这三个方面的政府控制都有相应的研究,但并没有文献将这三种控制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本文的分析发现,中央政府对这三个方面的控制实际上是内在一致相互作用的,并非是独立实施的。(4)采用空间面板数据,充分考虑了各地区空间上的相关关系的条件下,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