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进入转型期的快速发展阶段后,一系列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买房难”成为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由住房引起的广泛而普遍的“社会焦虑”作为一种负面的社会情绪被学界经常讨论。同时,由于住房价值属性的重要性日趋增高,其对家庭的异化也成为了值得关注的话题。住房的产权、面积等特征不仅直接对个体焦虑感产生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青年人的婚恋、中国家庭结构的发展等一系列家庭问题。本文采用2005年和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从个人属性、地区差异、住房属性、家庭属性四个角度出发,探究转型期我国居民普遍焦虑感的成因,同时结合住房与家庭两个维度尝试用住宅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社会焦虑进行进一步讨论。研究结论如下:(1)在住房属性维度,2005年时对于现住房处于租房或其他所有形式的居民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2015年没有该现象。2015年时无房产或拥有一套房产的居民相较于拥有两套以上房产的居民更具幸福感。住房面积越小,焦虑情绪越严重。(2)在个人属性维度,年龄、户籍、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个人健康状况对于社会焦虑各层面有显著影响,年龄越低、农业户籍、受教育水平越高、非中共党员和健康状况较差的居民更容易产生焦虑心情。(3)在地区差异维度,经济水平越高地区的居民越容易产生普遍的焦虑。(4)在家庭属性维度,家庭收入对于社会焦虑各层面有显著影响,收入越高焦虑感越低。婚姻状况对于焦虑并没有太大影响。2005年时共同居住人数越多,幸福感越强。家庭子女数量越多,越容易产生焦虑情绪。(5)构建的交互项中,婚姻和面积共同对焦虑感产生影响,相较于已婚有配偶的群体,住房面积对于未婚或无配偶的群体在焦虑感的影响力上更加显著。2005年时无房有子女的群体更容易产生焦虑,但2015年时已没有了该特征。因此,在个人层面我国居民应该正确充分认识个人对于住宅的需求,合理考量住房的价值属性,重视其居住属性,将家庭关系归还到情感而非资产上。在住房政策层面拓宽保障性住房的普及范围,加强流动人口的社区建设,帮助缩小一定范围内居民在主观认同上的差异;同时通过宏观政策引导住房市场回归理性,坚持“住房不炒”,满足不同家庭的合理住房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