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而近10年,GDP增长率总体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生产要素间配置效率较低是我国经济增长长期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且由于不同地区之间要素资源禀赋的天然差异,该问题显得更加突出。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较大转变,适龄劳动力数量面临“老龄化”和“低出生率”双重威胁,这对原有要素配置进一步造成冲击。因此,要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高效率增长,需要不断的提高生产要素之间的配置效率,其核心便是依托技术进步创新。我国近年来技术水平获得了较大的提高,尤其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基于此,本文主要聚焦的问题是:第一,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来优化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配置;第二,技术进步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实现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如何;第三,我国不同区域间该中介效应存在怎样的差异。为了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本文一方面通过对相关文献和理论的学习,构建出“技术进步——劳动-资本配置效率——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框架;另一方面利用DEA Malmquist-指数法估计出我国劳动、资本配置效率;最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技术进步——劳动-资本配置效率——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并对不同区域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在全国总体情况下,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劳动、资本配置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为39.7%。从不同区域看:东部地区的中介效应为正,但并不显著;而中、西部相对显著,该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14.1%和60.2%。我国“技术进步——劳动-资本配置效率——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从东到西呈现出递增趋势。本文认为:第一,提高有限生产要素之间的配置效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中介环节,而技术进步是提高要素之间配置效率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的长足动力;第二,我国地区之间要素配置存在较大的差异,扩大技术和相关投入向中、西部地区渗透或成为促进地域之间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