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构造了具有微观经济主体基础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DSGE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文中本国是指出口商品到国外的中国,外国指代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模型包含本国和外国的代表性家庭、厂商和货币当局三类主体。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下,纳入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模拟分析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在面临不同来源的外生冲击时,会对开放经济社会产生怎样的调节作用,从而为现实中货币当局如何在汇率的联动影响下,应对不同种类的外生冲击而对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规则的权衡取舍,提供参考与借鉴意义。在这一模型中,代表性家庭通过选择自身的劳动供给时间、对本国和外国生产的商品的消费量和实际的货币持有余额,在预算约束的限制下极大化其自身的终生跨期效用贴现函数。厂商生产差异化产品,以Calvo交错定价方式引入黏性价格假设,以最大化其利润净现值为原则进行生产决策。货币当局主要考虑制定价格型或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来调控经济。为考察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在本文中将假定外国货币当局始终保持价格型货币政策,即泰勒规则。同时,为考虑汇率传递情况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参考Engel(2011)的研究,本文假定一价定律不一定成立,通过定义货币错位的方式度量一价定律的偏离程度,从而将厂商在制定出口价格时的汇率完全传递和汇率完全不传递的情况引入分析。最后,考虑在受到本国和外国的成本冲击和生产率的外生冲击下,分析经济从稳定状态回归到新的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出清的均衡状态的动态调整过程,并尝试衡量在重新回到新稳态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社会福利损失,从而为本国货币当局选择合意的货币政策工具提供依据。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根据外生冲击的来源,准确研究与判断汇率在国际商品和资本往来过程中对价格变动的传递效应,适时适当地完成向价格型规则转变,而在这一过程结束前,不应完全放弃数量型规则,应根据政府想要优先实现的政策目标,在过渡期期间,合理设定每种货币政策规则的调节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