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粮食生产格局及其粮食安全问题，长期以来是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限于我国地理环境和生物气候特点，传统的粮食生产格局是“南粮北调”，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延续千年的粮食生产格局悄然从“南粮北调”转变成了“北粮南运”。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对我国粮食安全将带来什么影响？国家的应对策略是什么？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开展深入的研究。本研究从粮食生产成本入手，提出粮食生产的完全成本除包括直接生产成本外，还应包括粮食生产的资源环境成本。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计算粮食的直接生产成本，而往往忽略粮食生产过程中造成的资源环境经济损失，粮食生产造成的资源耗减和环境降级得不到补偿。将资源环境经济损失纳入粮食生产成本的核算体系，开展农业生产的绿色核算，有利于正确评价农业生产的生态经济效益，对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实现区域持续发展，合理配置粮食生产格局，以及制定相关农业和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论文在系统分析和调研总结中国不同类型区粮食生产的资源环境影响基础上，依据资源环境经济学、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建立了较为完善和科学的粮食生产资源环境成本评估指标体系，并采用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假想市场法中的相关评估技术构建了核算模型。本研究选取了跨越中国南中北地区的5个典型类型区（东北平原区的黑龙江省五常市、西北黄土高原沟壑区的陕西省长武县、黄淮海平原区的河北省曲周县、两湖平原区的湖南省岳阳县以及南方红壤丘陵区的湖南省祁阳县）为研究对象，应用构建的粮食生产资源环境成本评估模型，结合5个研究区2008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对各研究区粮食生产的资源环境成本、直接生产成本、完全成本以及不完全成本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当前中国粮食生产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普遍存在且已经相当严重，北方旱作农业区农田水土流失造成的生态破坏成本较大，南方稻田的温室气体排放成本占较大比例，粮食生产的外部资源环境代价不能忽视。研究结果表明，2008年五常市、长武县、曲周县、岳阳县、祁阳县五个地区的粮食生产资源环境成本分别达到23.60、0.75、2.00、1.48、3.13亿元，分别占其地区农业总产值的28.60%、17.76%、13.70%、3.16%、15.00%。（2）中国南北方不同类型区之间粮食生产的资源环境成本差异较为显著，北方地区粮食的资源环境成本普遍高于南方。其中长武县最大，粮食的资源环境成本高达3.00元·kg^-1，五常市次之，为2.50元·kg^-1，其次是祁阳县、曲周县、岳阳县三个研究区，分别为1.88元·kg^-1、1.42元·kg^-1、1.00元·kg^-1。以此推算，当前中国粮食生产的资源环境成本维持在1.00³.00元·kg^-1，平均达到2.00元·kg^-1。从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不难看出，南方地区比北方更具有粮食生产的资源环境优势，全国粮食的生产布局应该更多地从这方面来考虑。（3）各研究区粮食生产的直接投入成本都比较高，劳动力支出费用、化肥费用、机械费用是其中的主要部分，高成本低收益的状况对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很大的影响。研究表明，祁阳县和岳阳县水稻种植的直接生产成本较大，分别达到2.61和2.60元·kg^-1；五常市最小，只有1.01元·kg^-1，长武县和曲周县两个区域的直接生产成本相差不是很大，分别为1.55和1.21元·kg^-1。（4）各研究区粮食生产的完全成本都高于其粮食价格，呈负收益，重要原因之一是透支了资源与环境成本。长武县粮食的完全成本最高，达到4.55元·kg^-1，其次是祁阳县4.49元·kg^-1，岳阳县、五常市、曲周县依次为3.60、3.51、2.63元·kg^-1，而各研究区2008年粮食的平均市场价格分别只有1.83、1.87、1.50、1.60、1.50元·kg^-1。若不考虑各区域粮食生产劳动力成本的差异，研究得出长武县粮食的不完全成本最高(3.99元·kg^-1)，五常市次之(3.04元·kg^-1)，祁阳县、曲周县和岳阳县三个研究区域分别为2.62、2.27和1.93元·kg^-1。这反映了区域间劳动力成本的较大差异，导致南北方地区种粮收入差距加大，出现“北粮南运”，背离了种粮的自然适宜性。（5）不同类型区粮食生产成本的综合分析表明，继续维持当前粮食生产格局将会加大南北差距，加重北方负担，国家应进行相关调控。从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应该在中国南方地区适当扩大粮食的生产规模，而在北方地区适当减小粮食的生产规模，做到各产业合理布局，维持南北方地区生态和经济发展的平衡，保证区域的粮食安全，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