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经济层面,投资作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对国民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实施了四万亿的投资拉动计划,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却不尽人意,各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较为严重,资本形成效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从企业微观层面看,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过度投资行为。委托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性是造成企业过度投资的根本原因。近年来兴起的股权激励计划,为解决企业过度投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虽整体较晚,但在短短的十年间,股权激励计划从起先的“星星之火”已燃成“燎原之势”。股权激励能否有效解决代理问题在学术界始终没有得到一致的答案,从理论上分析,股权激励使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趋向一致,理应能够有效地解决代理问题,减少乃至消除过度投资现象。但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并没有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以前学者对股权激励的研究多是在传统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无论是外部投资者还是企业管理者都被视为理性的决策主体,因此高管股权激励作为缓解代理冲突的机制之一备受推崇。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外部投资者和企业管理者并非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非理性表现更为常态化。为尽可能接近客观现实,本文在研究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基本关系后,将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至于行为金融学的框架下,分别将内外部的非理性因素与高管股权激励结合起来,研究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共同作用。基于以上逻辑框架,本文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在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路径,此外,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作为两种不同的激励形式在激励效应上有何差别;(2)在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下,考虑外部非理性因素——投资者情绪会对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3)在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下,高管股权激励是否会对高管产生某种心理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否会反过来作用于高管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本文以2010-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并运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文中主要采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假设。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有:(1)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此外,相对于高管股票期权激励,高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2)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会削弱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低落的投资者情绪会强化企业股权激励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3)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会导致管理者出现过度自信的心理,而这种过度自信的心理会使企业的过度投资更为严重,即由授予股权激励所产生的高管过度自信会削弱股权激励对企业过度投资原本的抑制作用,高管过度自信在股权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中介作用表现为遮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