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以来,如何保证无衰退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问题。虽然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但不可忽视的是,伴随以实际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拐点”初现倪端,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经济的持续性增长能力开始受到质疑；与此同时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以应对上述问题。建设“一带一路”,国际间的贸易无疑是整个战略的重中之重,作为国际贸易基石的比较优势理论,长久以来一直是指导国际间贸易的主流思想。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静态分析框架,以技术水平、规模报酬不变为外生条件,要素质量和数量都不变的静态假设已经与当今要素变化流动日趋频繁,国际分工不断加深的发展现实不相匹配。如果再按照以往的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指导本国贸易的发展,只会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所以要更好的利用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中国的贸易发展,就必须从动态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这一主旨,本文在第二章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所有动态比较优势都是在要素资源不断积累的情况下,重新配置要素结构获取的。根据要素稀缺性的经济学假设,一国不可能在全部产业中都获得绝对优势,那么其就会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下进行生产并参与国际分工,理论上一国要素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将决定该国的贸易结构及贸易利得,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为验证归纳文献研究结果所得到的结论是否符合现实世界,第三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要素结构和动态比较优势分别进行了测算,并对“一带一路”战略首倡国中国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省级层面的测算,测算结果发现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源往往与区域的领土面积相关,而代表要素结构的人均资本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要素结构越合理,人均资本存量越多,该区域的动态比较优势就越大,两者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趋势。至此理论推导基本与观察到的现实相吻合,不过要想得到两者之间较确切的关系,而不是只停留在观察到的现象层面,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第四章中从理论视角深入的分析了要素资源积累和结构变动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增进作用,从理论上证明了要素结构的变动会带来成本降低、产出增加、规模经济等效果,从而在自由贸易框架下带来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决定了一国的贸易模式和增加了贸易利得。遵循要素结构变动会改变动态比较优势这一思路,结合第三章观察到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要素结构和动态比较优势现状,构建了要素结构变动影响动态比较优势的理论模型,指出要素结构的变动将会导致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并使得比较优势动态演进,最终影响贸易结构和贸易利得。在理论模型建立后,确定要素结构变动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具体影响就十分重要。遵循这一思路,在第五章借助严密的实证工具,控制住其他变量,使用“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在国家层面对要素结构与动态比较优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分别依据动态比较优势和资本劳动比为分类标准,将样本分成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不论是总样本还是子样本实证检验,结果均印证了一国要素结构与动态比较优势的正向相关关系。为进一步验证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在第六章对中国各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省级层面对要素结构与动态比较优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地区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一章实证结果相同,要素结构是对动态比较优势影响最大的因素,较高的人均资本存量对比较优势的动态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同时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加大R&D的投入都会较好的提升本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在第七章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该如何优化要素结构,提高动态比较优势提出政策建议。文章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突破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窠臼,以要素禀赋结构变动的视角,探索动态比较优势可持续增进的机理及具体影响因素,部分弥补了相关研究在此方面的空缺。本文首次以可靠的定量方法验证了要素结构对比较优势动态演进的促进作用,将要素指标全部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里,这在目前比较优势理论前沿与计量验证层次上也尚属鲜见,根据研究结果,通过调整要素结构,实现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可以在提高本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优化贸易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