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都采取了积极措施来挽救经济,例如,美国迄今为止采取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开始是对政府支持企业(如房利美、房地美等)的债券提供流动性支持,而后通过购买国债来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通过扭曲操作来压低长期债券利率,以缓解政府财政危机,几乎达到了央行所能采用货币政策工具的极限。再比如,在欧元区国家里,区域一体化使各国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且由于内部差距与矛盾,无法通过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危机国家的债券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样,中国在2008年为避免衰退,也进行了所谓“4万亿”的刺激内需计划。 这次危机出现了一个现象是各国的救助措施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但到目前为止,各国并没有完全走出危机,都面临脆弱复苏的困境。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国家“十二五”规划中体现了政府对此的认识,即对年均经济增长目标做了下调。目前,2012年经济增长的初步统计为7.8%①,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政府设定为7.5%,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进入长期的下降渠道。同时,国内的M2/GDP指标在2012年已达128%,历年M2/GDP指标如下图: 由上图可见,M2/GDP近年来的增速有所上升,说明我国的货币供应存在一些问题,从直观来说,可以认为货币投放的边际效果在下降。虽然货币信贷在不断扩张,GDP增长速度却在下降,可知实体经济投资效益下降的速度更快,这需要对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研究载体,采取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干预分析模型以及VAR模型等研究方法,研究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债券市场在经济发展和货币政策传导中所起的作用,并分析了SHIBOR、CHIBOR和银行间债券质押式回购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货币存量指标中M2对国债指数影响较大,国债指数对政策性金融债指数也有一定的影响,国债指数和政策性金融债指数都对实体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和CPI和工业增加值显著负相关,两者对固定资产投资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国债的影响更大,相对而言,可以认为国债的利率更具有基准性特征,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可能主要由国家财政支出推动;在基准利率的研究中,我们认为央行着力培育的SHIBOR还无法承担基准利率的作用,银行间隔夜债券质押式回购利率更具备基准利率的性质;对于存款款准备金与债券市场关系的研究发现,在流动性过剩时期,准备金的冲击效果较小,在某一频繁调整准备金区间的末期,准备金调整有对债券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大致在1周之后效果趋于平缓,这可能和我国流动性长期过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