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海》于1952年发表后,在美国立即引起轰动,随后又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得到了西方评论家和读者大众的高度赞扬。20世纪50年代以后,批评的声音曾在专业研究者中成为主流。据统计,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关于《老人与海》的研究文献数目却不足《太阳照样升起》的1/4。而从90年代至今,美国学者除在1992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的海明威专题讨论会上专门探讨了《老人与海》40年的批评史和本·斯托茨弗斯在他的论文《<老人与海>的拉康式解读》外,鲜有这方面的论文。相对于《老人与海》在美国由热到冷的境遇来说,在中国受到的关注却是不断升温。《老人与海》被介绍到中国也有50多年的历程,从零散的接受阶段到不断升温的学术交流,对其研究的角度也开始由单一视角向多角度、深层次扩展。在这一历程中,中国接受者依据自身的文化使其对《老人与海》的选择与接受具有了中国特色。本文运用接受理论对《老人与海》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做整体研究,并探究这部小说是如何潜移默化进我们的文化中。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分为三个部分。引言部分,介绍了《老人与海》的在国内的研究现状,并细述做这一课题的目的。第一部分是以中国译介群体为主体,评述译介学者对《老人与海》的翻译历程;迄今为止,《老人与海》的中译本多达到20多种,相对于译本的不断涌现,对国内仅有的四篇关于译本的有限研究就显得单薄了一些。本节笔者选其来自张爱玲、吴劳、黄源深的三个较有影响的译本进行译介研究。第二部分是以中国学者评论群体为主体,评述其对《老人与海》的学术研究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学术不断交流,评论的视角或者说焦点在从单一走向多角度化,本文将批评学者群自20世纪70代末开始对于《老人与海》的批评研究视角的转换进行详细分析,并探究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以中国作家群体为主体,评述《老人与海》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最终要在本土作家的作品中体现,本节通过《迷人的海》和《年月日》两个个案研究其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作品。结语部分,是对本文进行的一个总结及笔者的一点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