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重要转变,新常态背景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亟需凸显,同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渐趋强烈,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已成必然之势。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人均GDP达到8000~9000美元时,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将会发生变化,消费需求的增长将从生存型、数量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从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来看,201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643美元,具备了进行高层次消费的物质条件,居民消费需求正面临向休闲消费为主的转型升级。本文从休闲消费潜力视角切入,着力构建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同时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议题,探索住房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休闲消费潜力的理论机制,以期寻找释放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有效路径。围绕上述中心论题,本文主要研究目标包括:一是概括我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在规模和结构方面的演变特征;二是构建休闲消费潜力测度指标体系,并对我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进行综合测度分析;三是探索休闲消费潜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进而探讨住房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休闲消费潜力的理论机制;四是实证研究住房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其空间异质性。为实现上述目标,本文综合运用系统分析、比较研究、面板数据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展开研究。全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近二十年来我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总量和结构均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特征,同时具有一定空间相关性。休闲消费规模整体递增,不过休闲消费增长率逐渐放缓。休闲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其中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消费增速较快。交通通信消费地区差异较大,医疗保健消费差异较小。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空间交互作用相对明显。第二,休闲消费能力、休闲消费支出和休闲消费环境能够综合反映和评估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水平。休闲消费支出在彰显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方面地位更加突出,不过休闲消费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伴随休闲消费潜力水平不断提升,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出现阶段性演进,空间布局发生较大变化,类型归属出现相应调整。第三,居民收入水平、居民生活成本、家庭固定资产、居民家庭负担和休闲消费意愿是影响休闲消费潜力的重要方面。由于我国现阶段人口政策出现调整,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住房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成为影响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关键要素。机制分析认为,住房价格通过财富效应、挤出效应和抵押品效应对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产生综合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则基于生命周期假说和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的微观机制,以及通过休闲供给、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等外部因素影响休闲消费潜力。第四,住房价格和老年抚养比正向影响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然而少儿抚养比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住房价格对休闲消费潜力表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和抵押品效应;老年人口增加有助于加速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提高;子女数量增加对休闲消费潜力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从区域比较结果来看,东部地区老年抚养比、中部地区住房价格和西部地区少儿抚养比的影响系数相对较大;泛长三角经济区少儿抚养比影响系数较大,而泛珠三角经济区住房价格和老年抚养比影响系数相对较大。第五,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存在较为明显的省际空间差异。东部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处于明显优势地位;休闲消费潜力空间格局由竖“川”字型向横“川”字型转变;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空间格局变中趋稳。从空间分布的方向性来看,南北走向省市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变化要快于东北—西南走向省市。第六,住房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影响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绝对支付能力相对较强,休闲消费潜力对住房价格上涨的敏感程度较弱。由于消费习惯和“养儿防老”观念等的作用,不同地区在少儿抚养比影响方面呈现差异性。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医疗保健等消费具有相对刚性,老年人口增加对休闲消费潜力的拉动效应较明显。然而随着休闲消费在人们生活中重要性的日渐凸显,住房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对休闲消费潜力影响的空间异质程度将会相应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