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降，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困局，中国“学习型现代性”形成的过程带来了某种价值撕裂。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认同危机。时代的困境以及个人对“安身立命”的追求使梁漱溟先生踏上了追寻“中国走向何方”这一谜题的道路，而这一问题在梁漱溟先生的理论中以“中国文化的前途”为形式得以表现。虽然梁漱溟先生并没有在“文化认同”这一概念下展开其论述。然而，中国道路的选择实质是重新建立怎样的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深厚情意同时又对西方文化不乏洞见的梁漱溟，出于对这一危机的深刻感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价值审视。他的一系列文化观念就是对这一问题深入考察的产物。梁漱溟先生以一种唯意志的价值决定论向我们预言了儒家传统价值的新回归。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先生重新提出儒家的“刚”的精神并非仅仅是注重儒家传统的结果，更是梁漱溟先生融通中西的努力和尝试。这展现在梁漱溟的一系列文化观念之中：“文化三路向并行说”、“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以及最后提出的“文化深层融合论”。这一文化理论体系其实质是从文化认同的迷茫、探索到重建新文化认同的理论努力和尝试。　　 在“文化三路向并行说”中梁漱溟根据“will-意欲”的“方向”对中、印、西三种文化模式进行了分类和分析。这不是简单的优劣比较，而是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立场上，因而没有像全盘西化论者那样无条件的西化，而是以中国自身的文化资源为基础思考构建自身新文化认同的可能性。这种思考，是在受到西方性代行的冲击下，对于基于中国的文化资源重新构建新文化认同的探索和尝试。在“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梁漱溟构建新的文化认同的初步努力和尝试。按照梁漱溟的理论，文化的三路向应该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印度文化相对应。细细品读梁漱溟的分析过程，不难发现，在梁漱溟论证西方文化属于文化的第一路向，中国文化属于文化的第二路向以及印度文化属于文化的第三路向的过程中，“文化认同”的思维方式实质上是梁漱溟确认文化路向的论证方法。换言之，梁漱溟以“文化认同”沟通了人生路向与三大文化体系之间的鸿沟，从而达到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的圆满。在这一阶段梁漱溟的理论努力和尝试依然是纠结而矛盾的。他不仅仅将中国未来文化认同的方向指向印度佛教文化的认同，甚至认为世界文化认同的发展趋势最终将归结于印度佛教的宗教文化认同。在“文化深层融合论”中，梁漱溟提出了他的现代化方案，他要求重新焕发儒家“刚”的精神，从根本融通上中西的文化精神方向，实现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化转化。　　 梁漱溟关于文化认同的论述，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气质，但是同时又具有其开放性，即它实质上是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语境下对中国现代性文化认同的理论设计。尽管在理论上有若干缺陷，在实践中更是面临了许多挑战，但是它在有关我们融通中西文化资源，建立新的文化认同这一问题上，给出了一个颇为独特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