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加入WTO以来,不断促进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生产分工,逐年增长并可观的贸易数字成为贸易大国的重要标志。然而,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不同国家参与特定生产阶段并在各自对应的生产阶段获利,用总值贸易统计数据衡量一国出口规模,会导致贸易总量与真实贸易获利能力之间的落差,采用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才能还原各国的真实贸易规模和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中间品贸易的不断发展使得出口总额中由于增加值的多次跨境产生的增加值重复计算部分占据相当比重,出口贸易的增加值分解是贸易增加值核算的重要内容,现有研究对于出口中国外增加值及其重复计算部分的划分并未形成一致的标准,但较新的几篇研究涉及到的处理思想确实能够提供解决特定问题的便利。因此,本文在Koopman等(2014)、Wang等(2013)以及Nagengast和Stehrer(2016)等的研究基础上,采用Nagengast和Stehrer(2016)提出的基于增加值来源地分解出口中重复计算部分的思想,构建了双边部门层面的出口增加值测算模型,修正了现有研究中对国外部分划分的不当之处。建立在出口分解测算基础上的实证应用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我国总出口的增加值构成分析和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美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对比分析;第二部分基于贸易增加值修正了传统产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对我国不同产业显性比较优势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对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进行国际比较;第三部分从技术因素、外商资本、生产要素及能源使用方面选取变量建立面板模型分析我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本文将双边部门层面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进一步分解为最终产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DVA1、中间产品出口中参与浅层价值链生产的国内增加值V_GVC浅和参与深层价值链生产的国内增加值V_GVC深,并对出口中的国外部分进行了准确分解。研究发现:一国对特定贸易伙伴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分为直接增加值出口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间接增加值出口以及本国国内增加值回流三种情形;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是上游直接贸易国的间接增加值出口,与相应国家出口中参与深层价值链生产的增加值对应;国内外增加值的重复计算部分均源于间接出口过程。虽然当前对于出口中的重复计算部分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但本文的分解实现了出口中国内部分和国外部分划分的内在逻辑一致,并与已有研究中正确分解部分有着准确的对应关系,这是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的创新。本文实证分析结论如下:第一,从出口增加值结构来看,我国总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相对稳定,在80%以上,远高于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总体上以最终产品和较为成熟的中间产品出口作为主要的增加值传输形式;我国制造业对美国、“一带一路”沿线和其他区域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较为一致,而服务业差异较大;从不同产业类型来看,我国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自2008年以来呈现不断上涨趋势,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率有下降趋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增加值率不断上升。第二,从贸易增加值角度来看,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较为显著,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逐渐增强,服务业整体优势较弱;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差异较大,我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具有较高的国际地位。第三,我国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分析,技术创新、外商投资、资本投入、能源使用效率以及比较优势异质性是影响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获利能力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