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初贿赂罪司法适用进行探析,梳理清楚对应时期的相关法律及草案是其基本前提。实体法方面来看,民初贿赂罪适用的是1912年《暂行新刑律》,从1910年《修正刑律草案》至1919年《改定刑法第二次修正案》可见该刑律条文的继承与发展。新刑律将贿赂罪划分为事前收贿、事后收贿、事前行贿、事后行贿四个分罪,并规定了没收、剥夺公权等相关问题。程序法方面,民初主要适用的是1911年《刑事诉讼律草案》和1922年《刑事诉讼条例》,1911年《刑事诉讼律草案》虽为清末法律且并未颁布施行,但由大理院判决例可见,其在司法判决时得以适用。由此两部诉讼法可知,侦查权属于司法警察和检察官;起诉权专属于检察官;上诉有控告、上告和抗告之分。对相关立法规定进行梳理后,结合大理院相关判决例,重点就贿赂罪的司法适用问题进行探讨。贿赂罪的犯罪构成问题可以从受贿罪和行贿罪两个视角展开,构成受贿罪需要具有法定的“官吏身份”,并且作出职务相关的行为。行贿罪中,我们应当注意构罪不以相对人“收受”财物为要件,行贿罪许以报酬便构成犯罪。代为行贿问题中,委托人是否定罪,其依被委托人是否完成犯罪而定。结合相关判决例,能够发现贿赂罪中的受贿罪和诈欺取财罪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被大量混判,对两罪的区分,可以分为三步判断。第一步,看犯罪者是否为法定的官吏、公断人;第二步,看官吏是否具有相应的职权;第三步,在犯罪者具有法定官吏身份且具有相应职权的前提下,看其行为性质属于要求贿赂还是藉官勒财,要求贿赂定以受贿罪,藉官勒财则以诈欺取财罪处理。贿赂罪一罪与数罪的界定中,同时收受多人财物按单纯一罪定罪;贿赂罪和故纵脱逃罪以及以行贿为诈财方法的诈欺取财罪是典型的牵连犯,应从一重定罪;贿赂罪和伤害罪、诈欺取财罪易形成俱发犯应以数罪并罚定罪。量刑问题从主刑和附加刑两个维度探讨。主刑方面,地方司法对一百四十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误用,会导致主刑的量刑偏差。附加刑方面,明晰了“没收应以贿赂已经收受者为限,而追征又以原收贿赂业已费失为前提”的适用规则,查明了对一百五十条没有明文规定的行贿者,其构罪也会受到剥夺公权处罚的司法适用情形。以上对贿赂罪司法适用问题的探讨与分析,能够折射出贿赂罪司法实践上的一些特点和问题。其一,起诉权由地方检察厅行使,初级检察厅无相应职权;受贿罪的告发者多为政府密探、县知事这种具有官吏身份的主体,这两点是贿赂罪在司法程序上的特别之处。其二,由前文所引判决例内容可见,大理院审理案件时,一是注重交叉适用各种法律论证问题,以新刑律为基础,兼采其他清末民初的法律及草案;是注重对原判事实和证据的推理与判断,发现案件事实不清,直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其三,民初贿赂罪相关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事实认定不清和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事实认定不清主要指对贿赂罪身份、职权和行为事实的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主要是对《暂行新刑律》一百四十条和三百八十二条的混用,对一百四十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误用,以及对二十三条和二十六条的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