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实现五亿多农民的安居乐业与乡村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一直是国家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治委员会本应是代表农民利益的自治组织,实际上却成为乡镇一级政府的“行政工具”,同时税费改革大大削弱了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在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单一的政府供应与市场调节无法满足村民的多样化需求,这时候介于市场与层级之间的“第三种治理模式”——“自组织”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公益自组织是指以乡村社区整体利益为目标,致力于乡村公益事业发展的自组织,其活动领域包括儿童教育、道路交通、水利设施、环境保护、养老、公共安全等。非营利取向是公益性自组织区别于其他自组织的重要特征,组织的成立往往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是为了实现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或社会公众利益。本文的公益性自组织概念属于非营利组织概念和自组织概念的交集,公益性自组织同时具有非营利组织和自组织的优点,因而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有着传统非营利组织和其他类型自组织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本文以L镇乐善群自组织为例,探究公益性组织的形成机制及其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并试图探索出突破这种困境的路径。公益性自组织的形成首先以乡村“公益能人”为主导,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发挥其作为“关键群体”的榜样示范作用引导村民参与;自组织的运行逻辑契合了传统关系社会中互惠的人情法则,正是对这一法则的信任让组织成员持续付出,且这种付出也收到了声誉上的回报;同时自组织也利用熟人之间的人情压力来进行监督,违反这一法则的人将会受到群体排斥的惩罚。乐善群自组织由于其乡村自组织特性,强调人员的志愿参与,存在人员结构不合理、流动性强、专业性弱的人才困境;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的登记注册制度以及基金管理办法因为不能与时俱进,乐善群自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合法性不足,面临由于制度保证欠缺导致的合法性困境;传统“家国思维”使得公民较为依赖政府,缺乏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再加上由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识不足,盲目抵制产生的不良影响,因而产生了信任困境;人才困境、合法性困境、信任困境背后是政社关系失衡带来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一、乡镇管理体制中的政社关系失衡;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的政社关系失衡。一方面,由于政府功能的局限性,需要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拓展社会公共空间,来分担政府所承受的公共服务压力;但另一方面,政社关系失衡背景下形成的制度、规则又制约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形成组织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只有理解了其困境背后的结构性特征,才能精准对症下药。乐善群自组织结构性困境的突破路径就在于扭转传统政府“一家独大”的治理格局,通过发挥基层政府的领导作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的建构,加强对农民的赋权来实现对乡村的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