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一朝(公元779-804年)，历时二十五年之久，既是李氏王室继玄宗、高宗之后统治时间最长的时期，又是有唐一代近三百年中藩镇叛乱频仍与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就藩镇叛乱而言，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国力渐靡，藩镇林立，延至德宗执政之初，先有刘文喜叛乱于泾州，继有田悦、李惟岳、李正己、李纳、梁崇义、朱滔、王武俊、李希烈连兵拒命于关东，卒致朱泚、李怀光叛乱于关中，德宗被迫逃离长安，李氏王室的统治，可谓岌岌可危。就民族斗争而言，吐蕃自安史之乱以来，乘唐朝西北边地防守空虚之机，相继攻陷河西、陇右之地，并联合南诏不断兴师进犯西川；而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的回纥，甚至也欲乘代宗之丧举国南寇：唐朝面临着来自回纥、南诏尤其是吐蕃的巨大压力。面对如此窘迫的局势，执政伊始的德宗为“内靖方镇”、重树中央权威，曾一度采取结和吐蕃的政策，遣使者，还战俘，立盟誓，企图减缓来自吐蕃的巨大压力以全力对付关东叛镇。岂料关东战事方急，朱泚、李怀光又相继叛乱于关中；而自视参与平定朱泚之乱有功的吐蕃，因向唐朝索要安西、北庭不成，即又兴师进犯长安西北诸州，进而劫盟平凉，对以关中为立国之本的唐朝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当此之际，德宗能以唐朝的前途、命运为重，尽弃与回纥的个人宿怨，毅然采纳宰相李泌提出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计划，和亲回纥，招抚南诏，适时地调整了对吐蕃的政策。从此，回纥用兵于西域，韦皋经营于西川，南诏弃蕃而归唐，唐军备边于西北，德宗君臣渐次扭转了吐蕃咄咄进逼的态势，至贞元末年，便基本解决了吐蕃长期为患的问题，从而为宪宗君臣削藩大业的完成，“唐室中兴”局面的出现，乃至李氏王室统治的延续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疆局势。 然而，对于德宗在处理民族关系、尤其是在解决吐蕃为患问题上的建树，以及吐蕃为患问题的解决与李氏王室后期统治的关系，封建史家却向来着墨不多，似乎乏善可陈。而在当代有关唐史(包括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研究的论著中，虽然涉及德宗处理民族问题的论述也为数不少，且其中个别论著也简单地提及了德宗解决吐蕃为患问题对宪宗处理“国内事务”的影响，但从民族问题与削藩问题互为关联的视角来深入、系统地研究德宗解决吐蕃为患问题及这一问题的解决与李氏王室后期统治的关系的成果却尚不多见，这就令人遗憾了。 我们认为，德宗执政时期，是一个因藩镇叛乱频仍与民族斗争异常激烈而关乎李氏王室能否继续统治的特殊时期。身处国力渐靡的德宗能在如此艰危的环境中审时度势，先后两次调整对吐蕃的政策，妥善处理与回纥、南诏的关系，加强长安西北地区的御边能力，从而力挫吐蕃咄咄进逼的态势，基本解决吐蕃长期为患的问题，其力挽狂澜、解决吐蕃为患问题的功业，是应该给予高度的肯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德宗基本解决吐蕃为患问题、边疆局势相对稳定的背景之下，宪宗才得以省去西顾之忧，避免陷入东、西两面作战的窘境，进而最大限度地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对付关东叛镇，最终完成削藩大业、开创“唐室中兴”局面的。而宪宗对骄藩叛镇的铲除，尤其是对长期割据于淮河上游、黄河下游的淮西、平卢的铲除，又使唐朝得以在唐末农民起义之前一直牢固地控制了这一关乎唐朝存亡的腹心地区，从而为李氏王室在九世纪的继续统治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局势。可以说，李氏王室之所以能够在藩镇割据(主要是河朔三镇，即幽州、成德、魏博)、宦官专权、朋党斗争的复杂环境中维持其统治长达近百年之久，显然与德宗、宪宗所创造的相对稳定的内、外局势是直接分不开的。如果说，宪宗完成了在风雨中摇摆的大唐帝国大厦的内部稳固工程的话，那么德宗则完成了这座大厦的外部稳固工程，两者的努力共同支撑着这座大厦度过了它的最后一百年。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德宗为解决吐蕃长期为患的问题而实施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计划，实际是历代中原王朝惯用的“以夷制夷”策略在贞元年间的典型运用，不仅其本身就包含着挑拨甚至制造民族矛盾以坐收渔人之利的用意，而且韦皋在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也确实有挑拔吐蕃、南诏矛盾的举动，只不过由于这一计划是在当时唐、蕃之间尚处于敌国状态的历史条件下实施的，且其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吐蕃为患的问题，因而没有必要过多指责罢了。而在实施这一计划的过程中，唐朝也付出了直接和间接的代价。就“北和回纥”而言，唐朝为了维持与回纥的同盟关系，在出嫁公主并陪嫁大量财物的同时，还得与回纥进行带有极强政治色彩的绢马贸易，支付回纥大批的绢帛，这就极大地加重了本来就财政拮据的唐朝的负担，以致后来宪宗因陪嫁费用过高而一度拒绝了回纥的和亲之请。就“南通云南”而言，唐朝为了倚南诏以制吐蕃，对南诏在助唐抗蕃过程中乘机向北扩大其统治范围的行为也只好视而不见，以致在吐蕃衰落之后，实力进一步壮大、且不必再顾忌吐蕃威胁的南诏又逐渐与唐朝为敌，最终成了继突厥、吐蕃之后唐朝最强劲的对手。此外，唐朝为了加强长安西北地区的御边能力，在相继设置长安西北军镇的同时，又调集长安东部军镇的军队参加防秋和扩大神策军的规模，这一兵力总数在四十万人左右的庞大军队，不仅存在着兵力分散、指挥失调等问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庞大军队都需要唐廷供给，这就极大地加大了唐廷的财政开支，以致唐廷入不敷出，不得不在正常的赋税之外千方百计地敛财来加以弥补；而额外敛财既伤农、伤民，更危及社会的稳定，其负面影响是相当严重的。不过，总的来说，唐朝在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之后，还是最终达到了其目的，扭转了吐蕃咄咄进逼的态势，基本解决了吐蕃长期为患的问题，得失相较，应该是利大于弊的。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从经济、文化的层面论述了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得以继续统治的问题，我们认为，除了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经济、文化因素外，德宗对民族问题、尤其是吐蕃为患问题的妥善解决，也应该是唐朝得以在九世纪继续统治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因之，能否妥善解决民族问题，关乎国家的盛衰兴亡，德宗、宪宗二朝的民族问题与削藩问题所揭示的这一历史结论，当为后来者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