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海这个重要的民工输入城市来说，农民工子女学校一直都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以常用于分析组织间关系的资源依赖理论为分析框架，以较为典型的上海市闵行区既存的16所农民工子女学校为研究对象，利用笔者参与2009—2011三届“新公民园丁奖”入校评选积累的人脉关系，花费2个月的时间在农民工子女学校蹲点做田野，通过文献资料法、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等手段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对资料加工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研究发现：经过上海市政府推行的“2008-2010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后，闵行区农民工子女学校大洗牌，形成了由12所政府投资举办学校和4所原简易注册举办学校组成的新格局。农民工子女学校获得了合法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身份，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合作方式形成二者之间的依赖关系。第三章从“政府在场”的角度出发，在关乎农民工子女学校和政府关系核心问题的“学校合法性”、“学校功能”、“学校能力限度”三个命题设想的基础上，通过对2008—2011年间政府针对农民工子女学校颁布的代表政府意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解读，得出农民工子女学校和政府关系上非对等性的逻辑所在。并从“合作方式”、“党管一切”、“具体教育教学资源配置”、“人事过程”、“校园管理及教学过程”五个具体方面的实证分析，展现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学校与政府依赖关系中“政府在场”以及控制强化的过程，得出农民工子女学校和政府之间是非对称性依赖的关系。第四章从作为组织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的主体性出发，试图从资源转化与动员入手对资源依赖理论做进一步阐释，重点关注农民工子女学校从政府资源和非政府资源两大路径方向对资源的转化与动员。通过实证得出农民工子女学校一方面通过“政治挂帅”、“名人效应”、“特色旗帜”、“媒体宣传”四条主要途径将政府控制的资源转化动员为自控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与企业建立联系、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等方式积极地拓展政府以外的社会资源，以谋求在与政府合作关系上的自主性和平等性，达致缓解非对称性依赖的目的。总之，本研究将农民工子女学校作为一个组织主体，在事实实证的基础上，呈现了农民工子女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状况，并触及了上海市在农民工子女教育及对待农民工子女学校政策上的走向，为政府、社会及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