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武陵山区的坡地间,曾经出现过热火朝天、声势浩大的薅草锣鼓,所谓“一鼓催三工”,伴随着嘈杂的锣鼓声和吆喝声,漫山遍野的农民们举着锄头在玉米田里薅草。然而,80年代初随着人民公社之衰微,过去以现象级出现的薅草锣鼓戛然而止。自此后薅草锣鼓的传承也如萤火般微弱,直到近年来又因为非遗运动的兴起,才逐渐进入了当下的讨论语境。本文通过对鄂西南薅草锣鼓的研究,结合地方资料和田野调查,试图从“多物种民族志”的视角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在这样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生态环境中,移民的迁徙与定居、物种的交流与传播,人、玉米和杂草的“聚集”与“接触”:“多物种的纠缠”将人与“非人”汇聚一起,形成一个整合式集合体。在集合体内所有物种共同参与并塑造了彼此的生存方式,山地社会呈现出一种“复调”形态的社会轨迹和时间节奏。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进入,薅草锣鼓作为“物种间性”——多物种间相遇后的交往与互动——于音乐形态上的体现,在地方与国家的博弈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民公社时期,它限制了国家权力对地方知识系统长驱直入的暴力摧毁,以“声音”的方式将国家转换进跨物种纠缠的系统内;同时以“评工记分”为代表的国家系统在与整合式集合体的耦合中进一步催生出耦合式集合体。最后薅草锣鼓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普及化与在山地间形成声势浩大的声景,也是耦合式集合体组装成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