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社会治理过程可以被理解为行政组织与其他社会主体在既有法规政策、规章制度框架下的信息编码、抽象与扩散的过程,通过信息的沟通与交换彼此达成共识并指导行动。行政组织是一个持续互动的交往系统,组织内外交流都离不开信息的输入与输出。信息编码技术的进步、行政价值的增进均会影响到信息的扩散路径与扩散程度,进而影响行动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从历史发展演变的历程来看,农业社会的编码技术较低,大量社会信息处于未编码或低度编码的状态,因而其扩散性程度也较低,在专制组织框架之下的信息沟通带有明显的身份特征,其努力营造的是一种“封闭-控制”的社会治理体系,服从于“秩序稳定”的价值追求。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是官僚制的组织形态,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信息的编码水平,但由于信息被视为一种权力资源,因而受到行政组织的垄断与控制,导致其扩散性不足。这一时期社会治理体系呈现出“封闭-协作”的特征,“效率至上”是其最高价值追求。当前,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后工业阶段,也就是信息社会阶段,组织形态具有明显的开放性,新兴信息技术正在重塑社会信息编码、抽象与扩散的方式,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成为共识,传统的控制导向的信息沟通模式显然已经难以满足信息社会的治理需求,我们亟需在行政沟通模式上寻求变革,将注意力资源从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转移到公共行政的行动者身上来,努力构建“开放-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本文尝试从历时态的角度对行政组织的信息沟通做阐释性研究,遵循“框架建构——具体阐释——模式展望”的研究思路,力图对不同组织形态下的行政沟通模式演变做出合理解释。本文以马克斯·H·布瓦索的“信息空间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主要分析理论,在对基本理论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主体交往过程中的四大要素:主体、价值、话语、场域,完成行政组织信息沟通模型的建构,并作出简要分析。其次,分别从信息沟通主体、信息沟通价值、信息沟通话语、信息沟通场域这四大维度出发,对行政组织信息沟通模型进行详细分析与阐释,着眼于历时性路径分析,对主体意识发展、交往价值转换、话语方式转变、交往场域衍变作出描述与设想。最后,从宏观性的角度,对交往主体、价值、话语与场域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对未来开放性行政组织形态下的信息沟通模式进行轮廓性勾画。通过研究发现,不同的行政组织形态下,信息的编码技术与编码方式不同,在不同行政价值的支配下,信息的扩散路径和扩散程度也不一样,因而信息沟通模式也会有所区别。同样,信息编码技术的进步也会改变信息的扩散形式与扩散路径,重塑行政组织的沟通模式,进而倒逼行政组织形态与治理体系变革。所以说,行政组织形态的演变与信息沟通模式之间存在着双向重塑的关系。从信息沟通的视角对行动主体间的交往互动做动态性分析,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行政组织的运作机理,为行政组织形态演变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做出合理阐释。但是,从文献的梳理来看,从信息沟通与信息交换的角度探讨组织运行的研究多见于企业组织领域,而行政组织领域内的相关研究文献少之又少。企业由于重视其产品与服务而注重顾客的消费需求与体验,并通过各种沟通渠道获取关键信息,指导产品与服务的改进,因而信息沟通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同样,今天我们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设计与提供中,信息沟通与交换自然不能缺席。更为重要的是,新兴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地重塑传统信息编码、抽象与扩散的方式,社会治理日益呈现出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从一个混沌的自我日益成长为一个具有反思批判能力的、他在性的自我;社会主体交往的场域不断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传统的行政组织的“独白”式话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自媒体时代多元话语激烈交锋的背后是原有权力关系与组织运作模式的摇摇欲坠,我们亟需在日益开放的新型组织形态中积极构建多元互动、平等协商的对话沟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