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反腐工作的深入，腐败官员们在反腐工作的高压态势下，正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向隐蔽性较强的各种新型腐败方式转变。诸如性贿赂、信息贿赂、感情贿赂、期权贿赂等多种形式的非财物贿赂大量涌现。这些非财物贿赂由于隐蔽性强，与传统的财物贿赂相比，更加难以发现和查办。这些新型的腐败方式正是“隐性腐败”。鉴于治理日益猖獗的“隐性腐败”的需要，中央和有关部门已陆续出台了诸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及时予以跟进，确立了“严惩行贿罪”的目标，为阻断贿赂源头，有效遏制贿赂犯罪的蔓延，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然而，一个已形成共识的事实是，由于我国刑事实体立法对行贿罪的规制存在诸多纰漏，已无法满足惩治现实中各种情形的行贿行为的需要。因而，仅从刑事政策上对行贿罪的惩治进行调整，而不在立法上对行贿罪的规制作出相应的修善，将无法从根本上治理行贿罪。本文以治理“隐性腐败”为中心，试图通过对行贿罪相关问题的研究，提出完善行贿罪立法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