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草地资源大国,拥有各类天然草原面积近4×108 hm2,占国土面积的40%,而青藏高原地区天然草场面积约占中国草场面积的36.6%,草原生态系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由于草地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属性,虽然政府可以通过明晰产权来解决草地资源的外部性问题,但仍然会因为“政策失灵”致使草场产生新的生态外部性问题。2011年国务院出台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该项政策以禁牧政策和草畜平衡政策为主要政策手段,期望从根本上缓解和改善草原退化趋势,但从实施的生态效果来看只是暂缓了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并未从根本上改善草原生态环境状况。因此本文依据在甘肃省玛曲县实地调研获得的124份牧户调查问卷,从牧民的减畜意愿和减畜机会损失两个视角来测度差别化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然后分析不同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对补偿效率的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完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建议措施。因此本文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基础上构建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对补偿效率影响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是对生态补偿标准及对补偿效率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第三部分是依据本文的研究成果提出完善草原生态补偿的建议措施。差别化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主要从牧民的受偿意愿和减畜机会损失两个方面讨论。首先,由于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致使被访牧户只有58.06%愿意减畜;其中,牧户的减畜意愿与家庭劳动力负担系数、草场承包规模、联户情况、草场健康状况以及牲畜规模呈正相关;而牧户的受偿意愿额度主要由牧户受教育年限、家庭牧业收入、草场承包规模、牲畜规模以及联户情况等决定;牧户的受偿意愿的期望值为13.28元/亩,依据牧民受偿意愿函数得到的平均受偿意愿值为12.16元/亩,但在政策实施中玛曲县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为2.18元/亩。其次,中小牧户是草原超载的主体,草畜平衡奖励是对超载牧户的减畜行为给予一定的补偿奖励,如果补偿标准只与牧户草场承包面积挂钩,而忽略牧户超载的异质性问题,则容易造成减畜与生态补偿的不对等关系,将牧户草场的承载能力和减畜带来的损失作为变量引入到补偿标准的决定模型中,体现了补偿标准差别化的设计理念;当考虑牧户减畜的机会损失后,根据平均超载率41.48%测算得到的理论上平均补偿标准应为22元/亩。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对政策实施效率的影响主要从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有效性和现行生态补偿标准下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两方面来分析。首先,不同补偿标准会影响牧民减畜的机会损失与获得补偿额度之间的对等关系,如果减畜的机会损失大于牧民获得的补偿额度,牧民的家庭净收入将会降低,牧民将不愿意减畜;如果减畜的机会损失小于牧民获得的补偿额度,牧民的家庭净收入将会提高,由于政府与牧民之间存在减畜信息不对称进而会产生牧民的逆向选择行为,导致牧民主动超载获得额外的补偿;只有当减畜损失与补偿额度对等,通过严格的管控牧民的逆向选择行为将会弱化。因此从对超载牧户家庭净收入的影响来看,3种补偿标准的有效性排序为:基于减畜损失的补偿标准>基于受偿意愿的补偿标准>无差别化的补偿标准。其次,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虽然缓解了中国牧区的草场退化,但从2010-2015年的玛曲遥感数据和样方地草场的微观数据显示,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只是暂缓了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并未从根本上改善草原生态环境状况;牧民对减畜政策的不满意度达34.7%,而且在不同类型牧户间存在差异;对比第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机制(2011-2015)实施前,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后全国重点天然草场的超载率下降了16.5%,但却只完成了草畜政策规定减畜任务的55%,并未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现行补偿标准容易导致超载牧户减畜损失与生态补偿的不对等关系,从整体上加剧单户、小联户与中联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中,对单户的影响最为严重,但随着联户规模的增加影响逐渐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