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作品有着鲜明的文学特色。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小品文的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推动这一风气的正是文学大家林语堂。他提倡幽默、闲适、独抒性灵,并创造了一种闲谈式的笔调,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体特征。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林语堂的小品文有意超离现实,并缺少当时主流文学所具有的那种对现实的批判力度,但其集东西方智慧为一体,从学养文化方面独辟蹊径,对当时与后来的文学都有着相当的影响。在林语堂的小品文创作中,他始终主张,独抒性灵。他认为,性灵就是自我,文章就是个人性灵的表现,因而在他的小品文中,内心自我情感的表达胜于以文载道。从形成上看,林语堂“性灵说”是其提炼晚明小品得来的“国粹”。林语堂推崇晚明小品,看中的是小品文语言形式的魅力。而林语堂对晚明小品的倡导起于他留学回国后对一种新语体的探索。在当时,他设想能模拟西洋散文为新生的白话文建立一种规范的文体。在探索过程中,林语堂开始接触晚明小品,并发现晚明小品所体现出的高雅、洗练、不拘格套的特点,与当时林语堂心目中白话文学习的范本的特点是相吻合的。于是,林语堂放弃了用欧美散文改革白话文体的设想,从而专注于小品文,并大力推广小品文,把它作为白话文文体的理想范式。由探索一种新语体而近晚明小品的林语堂,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继周作人之后,他成为当时闲适小品文的代表人物,发起一场小品文热。谈到如何创作性灵文学,林语堂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培养性灵,有了性灵,文章就有了生命力。追求快乐是林语堂小品文的另一文学特色。这种思想的形成,米自于两个方面的合力：一是由于林语堂在西式教育的浸润中,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二是得益于孔老哲学等传统中国文化——这是林语堂文学创作的源泉。这种欢快反映了林语堂的人生态度。与鲁迅、周作人等同时代作家的悲观情结不同,林语堂对世界人生虽有本质的悲剧体验,但他却从未沉迷其间,而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鲁迅则明确指出：在当时的中国,不谈政治而大讲幽默与闲适,客观上起的是“麻醉”和“帮闲”的作用。从以上两人关于小品文的不同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到林语堂的历史局限,但更深一层的是,鲁迅与林语堂两个迥异的个体对人生的不同追求,对快乐的不同理解。在定居美国以后,林语堂开始系统阐述快乐哲学。从人性论观点出发,他详尽地描述了中国人闲适的生活情调,亲近自然的生活态度,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同时,他还认为快乐哲学是一种“最优越的哲学”“生活的最高典型”。林语堂的快乐哲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的快乐属于感觉”。从内容上看,林语堂所指的感觉快乐不仅包括生理快乐,还包括心理快乐。换句话说,就是一切快乐都离不开人的生物基础。二是近情与合理的中庸思想。近情就是讲人情,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从物质利益或者抽象逻辑出发。同时,林语堂还认为人类的一切错误都是可以宽容的。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在情理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以中庸之道平和地生活着,便得到了快乐的哲学精髓。林语堂小品文的第三个突出特色是幽默。对于幽默,林语堂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幽默起来的。他认为,当一个人有了相当的人生观,参透了义理,才会写出幽默作品。他还认为,幽默与讽刺及滑稽有着明显的不同。幽默不是尖酸刻薄,不是荒唐逗乐,而是视世察物,而后发言立论,自然新颖。因此,幽默的特征即为“谑而不虐”,他主张“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以超脱的姿态对现实生活中的滑稽之处加以品评。作为现代闲谈体的开创者,林语堂的小品文与同时代的作家风格迥异,在当时和后来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根本上讲,作为小品文的一种笔调或风格,闲谈体是要适应其内容表达的,而林语堂小品文独抒性灵的个人性与随意性,决定了这种表达形式必须具备活泼、自由的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坛,存在着独语体与闲话体两种潮流,而他们各自的产生源于当时不同作家不同的创作心态。而创作心态又与做为创作主体的作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作家个人的生存状态与人生观休戚相关。独语体是指作者追随自己的内心感受,自说自话,其特点是鲜与他人的交流,视域局限在主体心灵深处。也就是说,独语体是发自内心的、表现深沉的。鲁迅、郁达夫都是独语体的代表人物。与“独语体”不同,“闲谈体”则以轻松的心态、直率质朴而随意的言谈表现自我的生活。当然,以闲谈体创作并不意味着没有时代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而是一种暂时摆脱现实与理想纠结的方式,从而寻求一种平静的生存状态和超然的创作心态,在闲适与自由之中,用豁达大度旁观世态,用幽默的笔触反映现实生活。这时的闲谈体则更显平等而开放。作为“闲谈体”散文的代表作家,林语堂以幽默、闲适、独抒性灵的作品风行文坛。文章无多火气,吐露真情,笔墨轻松,畅快忘形,为当时及以后的文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文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