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与男作家们比起来,那个时代的女作家们并不十分突出,她们的作品也没有非常突出的女性性别烙印,但是她们却依然用自己微弱但顽强的声音,细细地诉说着自己,诉说着另一半,诉说着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本文通过对茹志娟、宗璞、杨沫、刘真、陈学昭、菡子、草明、白郎、李纳、韦君宜等数十位作家的作品中男性形象的分析,解读十七年时期女性眼中的男性世界,以及她们对自己性别的定位。论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一、理想的照耀——寻找神邸。在这个无比喧嚣而又高度统一的时代,女作家们塑造了无数“高大全”式的完美形象,这是一个需要神邸和理想的时代。各篇小说中理想人物不断涌现,他们或者是英勇的战士,或者是劳动的模范,在他们身上没有缺点,有的只是理想人物的光芒。可以说,这些完美男性形象的塑造是女作家们在当时主流的政治思想影响下创作出来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是女性作家们自愿的。她们用一支笔塑造着理想的男性和完美的世界,用以支撑自己对男性的想象。但那也只是她们用自己的一支笔虚拟出来的神邸而已,因此显得那么单薄和苍白。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二、人性的闪光——寻找爱人。无论时代怎样号召或逼迫,女性们细腻多情的天性无法泯灭。她们用自己特有的感性的文字倾诉着心底的涓涓细流。各位女作家的小说中塑造了这样一系列男性人物形象——他们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也许他就像《百合花》中的小战士一样,羞涩腼腆,像是邻居家的弟弟;也许他就像《刚当选的团支书》中的曾小保,乐观积极,甚至显得有些轻浮;也许他就像《红豆》中的齐宏,浪漫热情,却给不了志同道合的爱情。他们都不是完美的,但却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或热火朝天的建设浪潮中,给了女性们一份温暖的心灵抚慰,哪怕仅仅是一缕回忆。三、血脉的传承——寻找父亲。在无数篇描写农村新景象的小说中,我们总能在女作家们的笔下看到这样一些人物,他们从“把人变成鬼”的万恶的旧社会踏入“把鬼变成人”的幸福的新社会,从旧社会的落后分子变为新社会的积极分子,他们是历史进程的人证物证,身上便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工具性的烙印。对现在的读者来说,这些满脸皱纹双手粗糙的老农民老工人只是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工具,但是在十七年时期女性作家们的心目中,这些老人们是父亲的化身,是女性们心中进步的典范。他们不仅是昔日的女孩子们肉身的赋予者,更是今天的女战士们精神上的支撑。也许他们就是作品中不断闪现的老支书的前身,那苦痛了半生的老农。四、平等的尊重——寻找兄弟。女作家们笔下所塑造的男性人物,除了农民、战士,最多的就是工人了。从一开始他们就是共产党最依赖的中坚力量——先进的工人阶级。他们比农民更容易开化,开化后便是共和国和共产党最得力的助手。他们身上有着女作家们所寻觅的那种神圣的但是又可以触摸得到的美好品行:热情、忠诚、踏实肯干,有着强壮有力的领导者的气质。因此,对这最可依赖的一群,她们始终保持着一种最朴实最热诚的兄弟般的感情,他们是无论何时都可以去诉说的,最稳定的族群。相对于高高在上的完美神邸、似乎永远无法亲密相拥的爱人和过于沉重的父辈,或许他们是女性心目中最亲切、最可依赖的一群。五、失落的童真——寻找儿子。十七年时期女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儿童作品和以儿童的眼光进行叙述的小说。在这些文本中,天真的儿童有着令人感动的童真,但是却也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这些孩子的身上,依然反射出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对人的影响。女人们塑造出的小战士、小野孩儿,其实就是她们自己心中一直想以一个单纯的母亲的方式去疼爱的孩子,但是她们却不能。因为孩子不仅仅是属于女人的,更是属于国家的,单纯的母爱意味着自私,而这和整个共和国的理念都是相违背的。因此,在可爱可怜的童真上,便不得不蒙上了一层成人的色彩。这个时期的母爱是委屈的、受压抑的,女人不能尽情展现作为母亲的爱,因此她们也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