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全国公路建设潮流兴起,四川的公路建设也逐步推进,主要体现在各大公路的建成通车、公路网络逐渐完善;汽车作为新式交通工具引入四川,与传统车马一起负担着四川的陆上运输;路政管理机构建立与改组,行车运输管理逐渐专门化、规范化。公路事业的发展,对于四川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都有重大意义,但其易于发生危险的弊端也随之显现。汽车肇事问题对社会发展和交通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时人通过对肇事问题的分析,认为驾驶疏忽与行人不慎是肇事发生的重要原因。为预防肇事,国民政府及公路局加强了对驾驶员的培养与考核,全国公路交通委员会则通过公路交通安全运动向民众普及交通安全常识。尽管如此,肇事案件仍不断发生。为了对已经发生的汽车肇事案件进行处理,政府设置了肇事处理的法律法规、处理机构及处理程序,订定了赔偿处罚条例,肇事处理制度逐渐完善。但在实际处理过程中,肇事者、受害者往往会为减少自身的损失而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肇事处理者则根据法律规定,按照肇事处理程序,力求在结果中达到自身与肇事者、受害者的平衡。肇事案件基本按照相关规定有序处理,在实际处理运用中则呈现出一些特点,如案件处理一般周期长、案情查核途径单一、肇事处理法规杂乱、赔偿抚恤混乱等,而驾驶者也成为肇事案件中的“必然过错者”。纵观1935-1945年四川的公路汽车肇事处理,在肇事处理相应机关和制度的建设应用上,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但在整个交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国时期四川的公路汽车肇事处理的确对提高民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完善汽车肇事处理制度、推动公路交通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