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信用制度也发生了数字化、电子化的改变。我们将这种以数据为基础、利用数字工具搭建数字化场景、作用于数字经济要素的数字化经济关系,称之为数字信用制度。受数字技术的影响,数字信用制度在活动规模、制度设计以及功能作用等方面均发生改变。一是数字信用制度形式和资本体量激增。截止2019年底,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典型代表P2P网贷行业,累计成交量为8.99万亿元,当月单月成交量达428.89亿元。二是数字信用制度形式的扩展。既包括交易模式的数字化——以美国洲际交易所和Ameritrade网上交易系统为代表,也包括交易系统的电子化——包括伦敦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芝加哥股票交易所等世界金融交易中心均采用数字化交易系统。三是数字信用制度带来了创新金融平台以及新的信用产品。众筹平台、P2P网贷平台、电子货币基金平台等多种网络创新金融模式不断涌现,Coinbase、Robinhood、SoFi和蚂蚁金服等数字货币交易所和互联网融资平台也不断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引领数字信用制度发展的新趋势。数字信用制度的巨大潜力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关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调查研究并推动数字货币的发行,各国政府均将数字信用制度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当前,数字信用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问题。一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在发展速度、创新形式、推广范围等内容上,展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当前数字信用制度发展不够完善,仍存在着监管的漏洞以及信用风险等问题。其中P2P网贷平台的爆雷揭示了数字信用制度的监管漏洞,而次贷危机、希腊危机等事件则展现了数字化的信用发展中可能存在的巨大信用风险。理论界对数字信用制度的内涵、发展动因以及风险防控等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分别从数字金融创新、数字信用演变等视角对数字信用制度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发展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其中,一些学者对信用制度的发展动力、变迁逻辑和路径、以及演进的特征是否有规律可循等内容进行了研究,以金融创新的动力、信用制度作用的演变等视角为出发点,从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金融学等视角对金融部门的中介作用、与货币发展水平的联系、技术进步等内容提出了解释观点。也有学者对数字信用制度潜在的风险及其监管等内容进行了研究。从数字信用制度的内涵、外延特征等基础研究出发,对数字技术下潜在的风险管控以及金融科技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信用风险等内容进行了研究。数字信用制度的快速发展在理论分析中仍有巨大的研究价值。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对信用制度的宏观演变趋势以及数字信用制度的最新发展等内容都进行了分析。但是一方面,这些研究内容较为分散,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对于数字信用制度在互联网时代表现出的新特征,无论经典马克思主义信用理论还是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内容都无法全面解释,在分析数字信用制度的一般特征和动力机制上,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由此,本文尝试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对数字信用制度的内涵、特征以及发展动力进行研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析现实案例等方法,对理论逻辑加以验证和扩充,并结合中国数字信用制度的发展现实展开分析,以期为形成一个结构稳定、功能完备、运转协调的数字信用体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该部分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目的和意义,其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梳理,接着概括介绍了本文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第二章为信用制度的理论溯源,梳理了经典马克思信用理论、信用制度演进理论以及数字信用制度相关研究三个方面。首先,对马克思经典信用理论进行了梳理,对信用制度的基本内涵、作用及其演变的逻辑进行了归纳总结;其次,对信用制度演进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系统整理了经济学界对信用制度发展动力、创新驱动的相关理论;除此之外,就数字技术发展的现状,从数字信用制度的内涵、风险管理以及技术特征三方面对数字信用制度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这些内容为本文构建数字信用制度理论体系夯实了理论基础。第三章为信用制度演变的历史溯源。首先,本章梳理了传统技术革命与信用制度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指明技术发展在信用制度演变中的作用;其次,针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信用制度的发展,重点研究了互联网技术等新兴数字技术带来的信用制度的新的特征,并从生产力促进生产关系和制度演进动力双视角出发,分析技术在生产关系的变化中所起作用。这些对现有历史数据和现实材料的梳理,为下文对数字信用制度的研究提供事实依据。第四章为数字信用制度的理论分析。首先,研究数字技术的内涵并探究其对数字信用制度的产生所起作用。其次,重点构建数字信用制度的理论研究,对其内涵、特征进行分析。数字信用制度本质上是生产关系对数字技术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是数字技术革命的产物。数字信用制度表现出了双重虚拟性、智能学习性以及技术共生性的特征,这些现实特征共同构成了新信用制度的“数字”内涵。并且,数字信用制度对经济生产的作用也表现出了促进和阻碍的二重性,在促进社会生产的同时,也暗含着危机的爆发。第五章为数字信用制度与数字技术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选择数字金融普惠指数作为数字信用制度发展的代理变量,选择现有互联网技术成果作为自变量代表数字技术的发展水平,构建数字信用制度与数字技术相互作用的回归模型,运用系统GMM方法对技术与信用制度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第六章为数字技术与数字信用制度融合的案例分析。本章分析了区块链技术带来的技术与制度共为一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制度发展趋势。首先分析区块链的技术特征和制度特征,研究区块链自身包含着的技术与制度的共生性。其次,对区块链技术在数字信用制度的应用进行展望分析,对其优势和潜在风险进行剖析。第七章为我国数字信用制度的现实分析。通过对我国数字信用制度的发展现状的研究,可以看到当前我国数字信用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并逐步形成一种数字化的经济信用氛围。但是,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生产关系,数字信用制度在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通过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为中国信用制度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本文采用了文字逻辑与现实资料相结合、具体与抽象相结合、系统分析、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数字信用制度进行了研究。就整个研究过程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三点创新:第一,“数字信用制度”的概念为分析信用问题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现有理论研究对数字背景下的信用制度内涵始终未能达成共识,现有研究内容也较为分散,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通过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对“数字信用制度”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探索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金融背后的经济信用关系。第二,“技术衍生型制度”和“技术共生型制度”的提出为分析信用制度演变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本文从技术与制度之间的相关性出发,构建了一个以二者作用机理为核心变迁动力的系统性理论分析框架,尝试找寻技术革命与信用制度发展之间的普遍联系,分析数字信用制度中技术与制度的融合作用,从而为解决当前信用制度存在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第三,现实分析和计量分析的融合为数字信用制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创新。一方面,本文将信用理论分析带入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从数字信用制度的区块链技术应用和我国发展现实两个方面将理论研究融合现实分析;另一方面,本文采用系统GMM和差分GMM的计量方法对数字技术在数字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利用现实数据更有说服力的分析了数字技术与数字信用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