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育保险经历了从社会保险到企业保险,到再重构社会保险的演变过程，产假政策这样一项社会政策的执行主体究竟应该是企业还是政府？政府在产假政策执行过程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将女职工生育享有的产假时间延长为98天，对于产假也有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这种政策上的调整能否改善民营企业女职工的产假待遇，已经成为学者争论的一个重要议题，毕竟一项政策效果如何，关键在于执行。当前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是由企业按全部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小于1%）为职工缴纳生育保险金，《广州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实施细则（试行）》第三条规定企业按照上年度全部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0.7％缴纳。这种规定的本意在于减轻对于女性劳动者的就业歧视，加强对于女职工的就业保护和权利保障。笔者利用文本分析法对于产假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利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于广州市不同规模的民营企业女职工和人事管理人员（包含负责人）进行调查，获取了一定的数据。通过处理从网络获取以及调查所得的数据，笔者发现，在广州市民营企业的产假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产假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笔者用利益分析法，从企业和职工本身的利益博弈中，解析民营企业中产假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并试图提出对策和建议。笔者认为在对民营企业产假政策执行进行监督之外，政府具有承担起推动产假政策实施，并且保障女职工产假权利的义务及责任。利用税收优惠、补贴等方法对于招收女职工、积极执行产假政策的民营企业进行奖励。另外，改善民营企业产假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在于保证民营企业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从根本上改善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为女职工的就业机会及权益保护提供长远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