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醉驾肇事案件的频发给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重大危害。我国刑法对醉驾肇事类犯罪是根据醉驾行为危险程度的高低、行为人对危害后果的主观心态的不同而设定不同的刑法罪名和量刑情节。司法实践中对于醉驾肇事案件以何种罪名定罪一直存在异议,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存在,破坏了我国刑法的可预测性,有司法不公之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醉驾肇事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以笔者协助办理的一起醉驾肇事案件控辩双方的意见和法院的判决为逻辑起点,引出醉驾肇事案件的罪名之争问题。通过醉驾肇事行为大数据研究发现以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险公共安全罪在实务中定罪量刑上存在的问题,进而为了解决对醉驾肇事行为定罪量刑的问题,笔者从立法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两罪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辨别两罪的方法。本论文共三部分内容,对醉驾肇事案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首先,从笔者协助办理的真实案例入手,对个案的醉驾肇事案件存在的定罪争议进行了阐述。同时对犯罪情节相似但裁判结果却截然不同的其他醉驾肇事案件的比较分析,提出有必要对醉驾肇事案件的定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其次,主要研究醉驾肇事案件被以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问题。通过醉驾肇事行为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定罪的大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对于醉驾肇事行为下两罪的定罪量刑较为混乱。笔者之前代理的应某案件并非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性。因此对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犯罪构成和实践中的界分标准的认识上具有迫切性。根据我国《刑法》133条的对交通肇事罪的法律规定和《刑法》115条的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可以看出后者的量刑明显高于前者。两罪在犯罪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区别。故笔者提出对醉驾肇事行为的定罪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结合案件的事实情况来分析行为人的醉酒驾驶行为是否达到了和放火、爆炸等具有危险相当性;第二,结合案件的事实情况来分析行为人对危害后果所持的主观心态是故意还是过失。为了在司法实践上对上述两个方面进行准确判断,笔者提出了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定两罪。第一、当醉驾肇事行为产生了轻微危害后果的情况下以危险驾驶罪来认定,但如果造成了一人以上重伤、死亡的,则属于想象竞合犯的规定,应当按照较重的罪名来追究刑事责任。第二、对醉驾行为产生严重危害后果的情况下,如果是一次碰撞的情况下,则一般以交通肇事罪来定罪,但如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持有希望或者放任的心态时,则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如果是存在二次碰撞的情况下,则一般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上述方法简单易行具有可借鉴性。在第二章的后半部分,笔者对实务中造成严重后果的醉驾事故,有些不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但却按照此罪定罪量刑的原因进行了剖析,提出了三个原因即:刑事政策的影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本身存在立法上的缺陷以及司法活动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最后,对醉驾肇事案定罪量刑的若干思考和完善建议中,笔者结合前文提到的醉驾肇事案件定罪量刑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了4个方面的完善建议。具体为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以通过立法的方法对该罪名中的诸多模糊概念进行明确,同时笔者提出了可行的判断逻辑来解决构成要素模糊的弊端;对于交通肇事罪的在立法上可以考虑提高法定刑刑期,将原来的法定最低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升格为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对犯罪情节轻微的行为人可采取缓刑、免于处罚或单处罚金的方式,对主观恶性特别大的行为人判处较重的刑罚,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在该罪名的犯罪主体上可以考虑将劝酒等相关人员纳入调整范围内;发挥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的在醉驾肇事案件中的作用,通过指导性案例的引导,规范各级法院的对醉驾肇事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以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坚持司法独立理性对待民意,不轻易被“民意审判”动摇以保障司法裁判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