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蛇传”是中华民族的著名传说,已作为“原型”存在于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现代以来,“白蛇传”成为作家们改写与创作的重要题材。与白蛇传创作的热闹局面相比,研究界对此缺少必要的关注。本文旨在梳理、阐释现代以来产生的“白蛇传”作品,以填补学术研究的不足,为后来的“白蛇传”改写提供理论指导,也为研究其他民间传说提供一个扎实的案例。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方法,借助互文性和文学社会学理论,细致评析了现代以来不同时期的“白蛇传”作品。研究对象涉及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乃至海外的作家作品,具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论文发现了一些作品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存在的“硬伤”,也发现了一些被前人所忽略的问题。“五四”之前的“白蛇传”创作虽然也会渲染白蛇与许宣(许仙)之间的爱情,但作品往往充斥着儒家的礼教思想和佛教的色空观念。“五四”以来,白蛇传改写深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作家们以现代意识来诠释“白蛇传”,古老的传说焕发出新的光芒。向培良、高长虹和顾一樵等在二十年代创作的表现主义话剧白蛇传,具有鲜明的“五四精神”。作品以表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为主题反对封建礼教,暴露社会的黑暗,揭示被封建势力压迫下的人生苦痛,富于启蒙色彩,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谢颂羔、秋翁、包天笑、卫聚贤等人在三四十年代改写的“白蛇传”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化”特点。作品中的白娘娘不再是蛇妖,而是一个凡人。大体说来,他们对“白蛇传”的现实化改写是出于现实的功利目的,而不是出于艺术的考虑。“白蛇传”的现实化改写增加了对现实的批判力度,甚至在艺术上也能带给读者某种新奇的阅读体验,但其缺陷也十分明显:丧失了传奇性。五六十年代的“白蛇传”改写具有鲜明的政治化色彩。“戏改”运动期间,产生了大量的“白蛇传”作品。但集体改编、集体创作也使得这一时期的“白蛇传”作品失去了独特性。因为改写的主题被“钦定”为反封建,所以作品千篇一律地批判以法海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颂扬以白蛇、青蛇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另外,由于政治的干预力量与作家内心的审美要求的冲突,这一时期的“白蛇传”作品常常出现内容前后矛盾、人物形象反复无常等弊病。七十年代以来,在地域上打破了局限于大陆一隅的单一格局,台湾、香港地区乃至海外的作家大显身手,“白蛇传”改写呈现出主题多元、手法多样、形式多变的局面,可谓是百舸争流、硕果累出。八十年代以来,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干涉力量逐步减弱,大陆的白蛇传改写一改七十年代的死寂局面,逐渐呈现出活跃趋势。“白蛇传”还存在被改写的空间,不同的作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诠释,赋予“白蛇传”以新的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白蛇传”的改写要以现代意识为基点,传说不可能在“泥古”中复活。“白蛇传”在形式上有戏曲、话剧、舞剧、影视、小说等,“有意味的形式”将使“白蛇传”的改写散发出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