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生所创办的报刊大多为政论性刊物。从踏入报界开始,他对政论的认识便一直处于变迁状态,总的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戊戌变法与《新民丛报》早期(1896-1902)。注重报刊的政治宣传、改革论说文体,议论方式较为偏激,所做文章多为鼓动式政论;第二阶段,与革命派论战时期(1903-1911)。通过阅读大量西方书籍,对报刊政治宣传有了全新的认识,论辩过程中开始使用形式逻辑,内容转向对具体财政政策、时事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第三阶段,民国时期(1912-1929)。对政论的效用开始产生怀疑,不再做具体问题的讨论,减少了政论的写作。当国内政论性报刊逐渐减少,报界出现庸俗化等问题时,开始注重对报界的反思与批判。其中,社会的变迁,报业的实践,身份的多样,性格的多变等诸多缘由,共同推动他政论观念的演变。而忽视受众主观能动性,模糊政治家与政论家身份界限,是导致他产生认知偏差的重要原因。发现其变迁背后的真实精神,更要求当前新闻事业不断创新新闻理念,坚守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至上原则。反观不足,更需要用客观事实理性引导社会舆论,重视群众的力量,才能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变革,注入最持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