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经济稳步提升,城镇化程度不断深化,居民收入显著提高。在城镇化逐步推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解决贫困问题。为了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切实满足贫困人群的需求,我国于2015年开始实行精准扶贫战略,并提出到2020年实现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人口全面脱贫的发展目标。而随着我国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人口、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结构开始出现多元化发展的特点,因此对于我国贫困发生率的测度以及对城乡贫困人群的政策支持也应做出相应调整。现阶段我国研究学者对于贫困人口所应给予的政策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将关注度集中于农村贫困,对于城市贫困以及城镇化进程所形成的新型贫困人群的关注较少;同时对于贫困的测度也主要是依赖于国家颁布的收入线作为唯一衡量标准,欠缺对农民、城市以及在城务工人员的教育、健康、生活等多维度贫困的关注;并且国内对于减贫机制的研究也主要是以城市与政府为主导力量,缺乏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传导机制的研究。本文通过对城镇化减贫机制及效应进行理论阐释,将城镇化减贫机制及效应的理论机制分为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层次。一般性分析致力于在通过借鉴城镇化和贫困的内涵及分类的基础上,对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同传导变量对减贫机制及效应的影响进行机理分析。特殊性分析致力于通过结合现实分别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城镇化对减贫机制及效应进行分析,而由于城市承载能力有限、工业化发展与城镇化发展关系不对等、城镇化发展阶段不同从而导致一系列抑制城镇化减贫因素的形成。并通过实证工具对城镇化减贫机制及效应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进行了检验,发现了分性质、分阶段的城镇化减贫机制的存在,提出针对不同区域性质施以不同的政策侧重,并时刻关注城镇化发展阶段注意对Henderson拐点以及城市承载能力的测度。本文的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1)理论部分尝试从理想状态下的一般性分析和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区域特征下的特殊性分析两个方面,探讨城镇化对贫困减少的作用机制,及其可能形成的综合效应。一般性分析主要从城镇化涉及的人口城镇化、经济非农化、社会城镇化以及生活现代化四个方面所带来的劳动力集聚、技术知识信息流动、产业结构调整、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促使城乡贫困发生率降低的原理进行分析;特殊性分析主要包括阶段性分析和地区特性分析两方面,一方面通过生产消费理论推导出Henderson拐点的存在并结合FGT贫困测算公式推导出城镇化发展不同阶段对减贫效果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分析城镇化进程中出现“新型贫困人群”的原因,通过城市承载能力有限、城乡沟通不紧密以及城乡二元结构限制等方面分析可能影响或制约城镇化减贫效果的原因。(2)实证分析采用CHNS中居民家庭收入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城镇化减贫机制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别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从一般性分析来看,人口流动及增加、产业结构调整、社会基础设施共享、信息技术流通对城镇化减贫效应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整体上城镇化进程是有助于城乡减贫的,个别指标如农村人口增长对城乡减贫为负效应;从特殊性检验来看,验证了Henderson理论推导出的城镇化发展后期对城乡贫困发生率影响为正,即城镇化减贫效果是“倒U型”曲线。(3)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要针对城乡区域的特性从不同传导要素对城镇化进行推进,同时要密切关注不同地区城镇化发展阶段并积极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乡信息技术交流、岗位培训等措施,有序有侧重有目的性地推进城镇化才能对大限度地发挥出城镇化减贫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