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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发挥效率和经济人的理性选择离不开制度,理性选择必须以制度约束为基础。中国资本市场诞生于转型的宏观经济背景中,作为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带有转轨经济特征的大国经济,其资本市场的寻租行为明显受到资本市场的制度环境制约,因而具有独一无二的国别特色,这是本文研究内容的价值所在。 本文对资本市场寻租问题的研究以制度约束为出发点,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原理,阐明中国资本市场寻租的深层次原因并探讨治理途径。 首先,资本市场寻租与制度建设与演进的过程密切相关,制度演化决定着资本市场寻租的特征和内容。从制度变迁的角度,与国际比较,中国资本市场租金规模显现出明显差异。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一般经历上百年的发展,制度变迁是典型的诱致型变迁,由市场自发完成,特点是市场参与者对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在外在利润存在的诱因下自发推进并完成,是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渐进过程,这种过程可以不断的发现、调整设租领域,租金规模得到有效的抑制。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是典型的强制性变迁,主体是国家。其特点是国家使用强制力,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制度性服务,由于其垄断者的地位,形成规模经济,同时取得在制度实施及其组织成本方面的优势,但人为设计的结果使现有制度规模和效率距离市场均衡点产生偏差,由此为寻租留下空间并使对租金规模的控制乏力。 其次,中国特有的资本市场制度缺陷使中国市场的寻租行为带有转轨经济的鲜明特色。由于国家对资本市场的制度供给的预期效用函数和市场竞争性组织的预期效用函数不同,国家对制度供给的成本-收益计算与竞争性组织产生差异。 最后,按照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如果资源的所有权可以转让给出价最高的人,那么社会福利可以趋于最大化,所有权结构可以调整到均衡状态,即资源被置于对它评价最高的人手中。在中国资本市场,市场缺乏所有权结构可以自发调整到均衡状态的机制,外在不经济引起的社会成本也无法通过相关参与人的协商而内在化,寻租领域长期存在并固化。 因此,本文首先进行资本市场制度变迁与产权结构对寻租影响的分析(第三章)。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实质上是一个“非帕累托改变”的过程。结合政府在有效产权结构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相关的设租领域相对固化。 由此出发,展开资本市场主要制度缺陷制约下的寻租研究(第四章)。 有鉴于法律制度是制度中最强硬的制度,本文跟踪探讨资本市场法律环境不完善状况下的寻租行为生存空间(第五章)。 而从资本市场制度供给角度对寻租进行分析在国内是比较新的领域,本文主要是比较不同制度供给对寻租活动的抑制效率,具备一定的价值(第六章)。 同时本文也对制度约束下预期紊乱的市场寻租特征予以研究,包括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缺陷下的寻租特征,寻租的市场效应(第七章)。 针对揭示的市场寻租问题,在比较、衡量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案和政策建议,指出资本市场效率优化的途径(第八章)。 本文的主要观点与推论 对制度变迁中的寻租行为研究,有以下可供借鉴的结论: 结论1: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特征符合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制度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可能是有利于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制度安排,从而成为其寻租的工具。同时,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制度的演化,倾向于维护现有的制度安排和设租领域,阻碍资本市场达到有效率的制度均衡状态。 结论2:在制度变迁中,资本市场竞争性组织的成本——收益计算与国家的成本——收益计算存在差别,国家预期效用函数不同于竞争性组织。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效用目标与市场组织可能并不一致,两种目标的偏离区域就是相应的利益团体寻租的领域,对应的寻租空间也长期存在。 市场产权特征对寻租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主要推论有三点: 推论1:公共产权私有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租金内在化的过程。私有产权的产生和运作减少了公共领域由于缺乏产权约束而带来的租耗,在非私有产权制度下,公共领域的租金分配过程是一个设租与寻租的博弈过程,这种租耗(或者称为制度运作费用)与私有产权制度下的交易成本存在差异。 推论2:国家仅仅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范围内促进和界定有效率的产权并维持有利于某一集团的财产权利制度。 推论3:产权的界定是相对的,在现实中,产权无法充分的界定,产权未被界定清楚的资产的属性就是产权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存在可被攫取的资产的价值,导致人们的寻租行为。 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市场寻租,本文以下观点有参考价值: 寻租活动虽然是非生产性的,在形式上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但是从法律变迁的角度来讲是必要的,寻租活动的存在是利益冲突、博弈的体现,消除了寻租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消除了法律制度变迁的动力,也就没有法律的创新和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只要有公共选择的存在,希望通过立法或限制政府权力来建立一个没有寻租现象的理想状态是不现实的,因为寻租内在于公共选择(包括立法或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中。 从制度供给角度研究寻租,本文提出的如下观点供思考: 制度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政治舞台不是完全竞争的舞台。这个前提反映人们公认的一个事实:政治秩序在某种程度上讲关系到如何组织公共品的供应,因而对强制力的合法使用又可能具有垄断权,租金和寻租行为伴生于对制度这种公共品的垄断供应过程中。重要的制度创新的供给,必然包含政界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诸多政治手段的动用,政界企业家试图设计新的制度和解决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由于政界企业家的私人收益不同于社会收益,制度创新的供给无法达到社会最佳水平,因此制度创新的供给无法满足抑制市场寻租的实际需要,社会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直接影响到抑制寻租的制度供给的水平。